论“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

时间：2022-09-30 23:38:21 法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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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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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

　　摘要：“亲亲相隐”是一项具有人文精神的法律规定，古今中外的法律制度均有相关规定，对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可以依据期待可能性原则设立公民个人的容隐权。

　　关键词：亲亲相隐;容隐权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中外立法

　　“亲亲相隐”，指在明知自己亲属犯罪的情况下，为之隐瞒，不检举揭发，不出庭指证犯罪，不作为犯罪论处，或者减轻处罚;反之，则以罪论处，或者加重处罚。当然，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不在隐瞒之列。这一制度在中国的起源可以上溯至西周时期，当时周礼的核心是“亲亲”、“尊尊”，即家父慈爱、子女孝顺、兄长爱弟、第敬兄长，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了周礼传统，《论语》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秦律》首次将该制度入法，规定子女告发父母、臣妾告发主人为“非公室告”(类似于今天的非公诉案件)，不予受理，坚持告发者，则要被治罪。汉宣帝通过下诏，正式确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到唐宋时期，可以相互隐瞒的亲属范围进一步扩大，没有血缘关系的、居住在一起的也可以相互隐瞒不报。清末变法受西方法律的影响，取消了以相隐为强制性法定义务的规定，保留了容隐权利的规定，“亲亲相隐”从义务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民国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原则，且将相隐的范围扩至更大，规定亲属间犯藏匿犯人及湮灭证据罪，得减轻或免除其刑。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也反对子告父罪，古罗马推崇家父权，家长与家子人格一体、家子没有独立的人格，相互之间必然不能检举揭发或者指证犯罪，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都要丧失继承权。近现代以来，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均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分析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传承2000多年，在古罗马、古希腊也有类似规定，当代东西方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上均有所规定，证明其具有内在的合理性，笔者分析如下。

　　(一)“亲亲相隐”是法律人文精神的体现

　　法律不排斥人情，立足于人情，不悖逆民心的法律，有利于形成公民亲法、服法、守法的和谐氛围，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也是文明社会的伦理法则。对人性的关爱，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生命之源。对少数犯罪人的惩治，不能牺牲多数人的良心，当法律与基本伦理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法律的伦理包容性。

　　(二)“亲亲相隐”是法律价值冲突的选择

　　法律的价值包含多重衡量因素，位阶高低不一，如安全、秩序、自由、公正等。当不同的衡量因素相互冲突时，就存在着价值抉择，“亲亲相隐”就是权衡利益冲突时的折中选择。这样的规定必然牺牲个案的事实真相，对于个别人而言肯定是不公正的，但它维护了社会亲情，以及基于亲情而产生的亲属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利于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家庭的稳定，进而最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的执政地位，所以从价值位阶的选择上来说，虽不完美却是值得的。

　　(三)“亲亲相隐”是人权保障的需要

　　首先，追究犯罪是警察、检察、法院等国家司法机关的职责，公民个人没有追究犯罪的义务;其次，与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暴力机器相比，公民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并不能左右刑事责任是否追究，亲属之间不检举揭发犯罪，并不意味罪行就不暴露;亲属之间不指证犯罪，也不意味案件事实就无法查清。相反，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作证还具有偏袒的嫌疑，故立法者不必在非决定性因素上过于纠结，强令亲属之间揭发指证，而有悖于法律的文明进步和人道主义精神。“亲亲相隐”给予亲属之间适度的沉默权、不强迫作证，既现了社会公众的基本伦理道德观，也体现了法律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

　　(四)“亲亲相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国家长治久安要求公民信仰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而公民守法、依法、敬法的前提必然要求法律规定是善的，只有承认最基本的亲情伦理的正当性，从能培育法治社会的存在基础，一切政治伦理才可以展开，国家社会才能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三、当代中国容隐权构建的设想

　　不否认“亲亲相隐”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但是简单粗暴地抛弃也不明智，批判地借鉴、继承才是应有之义。而且“亲亲相隐”应是一项权利，而不是义务，在现代社会，笔者认为可将之称为“容隐权”。

　　关于容隐权人的范围，不同的法律体系，因为文化传统不一致，规定各有差异，大陆法系规定的范围较宽，而英美法系规定的范围则较窄。如大陆法系的法国规定：直系亲属、姻亲及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配偶、自己的配偶及姘居等人均可相互容隐。而英美法系的容隐亲属一般仅限于配偶。在我国古代，可以容隐的亲属为父子、祖孙、夫妻。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容隐权人的范围可规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即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此范围宽窄适中，一方面，易于被社会普通民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在法律适用上又与刑法相衔接，不致引起法律适用的混乱。

　　关于容隐权行为的范围，参考借鉴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结合法理和人文分析，笔者认为作为一项公民权利不宜作过多限制，在立法设计上国家公权力应当向公民私权利让步，侧重于公民权利的保护，除明确规定一些具体类型，如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亲属之间的严重伤害犯罪以及职务行为不得容隐外，其他行为不作限制性规定，亲属之间均可相互容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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