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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金批西厢记》看金圣叹对戏曲文学批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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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历程中，金圣叹毫无疑问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对于戏曲《西厢记》，金圣叹是作为叙事文体来看待和批评的，其精到的见解以及成熟的批评理论对戏曲文学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金批西厢》在思想上突破了传统，为戏曲打开新的视野;金圣叹从文本上对王实甫《西厢记》的修改使其获得了更大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金圣叹;《金批西厢记》;戏曲文学批评;贡献
元明以来，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逐渐衰微，而小说和戏曲蓬勃兴起，但尚难登大雅之堂。儒服之士依然视之为小道。迨至清初，通俗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金圣叹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庄子》、《离骚》、《史记》、《杜诗》与《水浒传》、《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并对《水浒》、《西厢》等进行了不同凡响的评点。就戏曲评点而论，《金批西厢》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反封建礼教的主题，鼓吹了人性论和男女之间情欲的合理合法性，所以在当时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在清代一度被“查禁”。金圣叹的批评理论让人大开眼界，点评更是为后人称颂，并以此确立了他在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金圣叹在《读第六子才子书(西厢记>法》(后简称《读法》)中说道：“有人来说，<西厢记>是书，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 (第l0页)肯定了《西厢记》“断断不是书，断断是妙文。”金圣叹对戏曲的重视和强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基本上促成了戏曲观念的推进和演变，使得我们对戏曲艺术的认识已不在局限于传统观念的框架中，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对戏曲本身这种文体形式了。可以说金圣叹从根本上提高了戏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为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金批西厢》在思想上突破了传统婚姻观，肯定了必至之情，为戏曲开辟了新的道路
宋明时期，士大夫对礼教的极端执着使之成为了一种僵化的模式，朱熹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俨然成了一种病态的心理，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到了明清，演变成为对思想的束缚和专制统治，清初的编书和文字狱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礼教的束缚，很多相爱的男女被迫分离，最终导致了一幕幕的悲剧。
《西厢记》是一部表现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抨击封建礼教的爱情杰作。金圣叹对崔张这一对“才子佳人”的爱情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夫张生，绝代之才子也;双文，绝代之佳人也。以绝代之才子惊见有绝代之佳人，其不辞千死万死而必求一当，此必至之情也;即以绝代之佳人惊闻有绝代之才子，其不辞千死万死而必求一当，此亦必至之情也。”(《琴心》总批第132页)这种“必至之情”是人类自然的本性，不应该也不会被世俗限制。金圣叹在思想上已经超越同时代很多人，他突破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观，从人性的角度肯定了崔张自由、自主选择自己爱情的权利。感情只是生活中的最平凡的一部分，是人之常情，它存在于我们周围，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更何况感情中至真之情的爱情对我们来说更是何等的普通平凡!“总之，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心里公共之宝，决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D3(《读法》七十五第22页)早在《诗经》中就有对此种情爱的颂扬，“盖《西厢》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读法》十一第12页)，想必《西厢》也可以如同《诗经》一样流传，被时代伦理道德所接受，金圣叹就是这样的努力的。
同时，金圣叹还大胆地给《西厢记》中的性爱描写辩护平反。例如《酬简》一出，“软玉温香抱满怀”，写莺莺携枕至张生处成就好事，金圣叹也对之进行肯定：“有人谓《西厢》此篇最鄙秽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夫论此事，则自从盘古至于今El，谁人家中无此事者乎……而何鄙秽之有!……借家家家中之事，写吾一人手下之文者，意在于文，意不在于事也。意不在事，故不避鄙秽;意在于文，故吾真不曾见其鄙秽。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有奴奴不休，詈之曰‘鄙秽’，此岂非先生不惟不解其文，又独甚解其事故耶!然则天下之鄙秽，殆莫过于先生，而又何敢奴奴为!眦3(《酬简》总评第209—210页)《西厢》中写了这么一段美妙之情，如此美妙，人直宜以圣境对之，故“《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沽清也”;“《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读法》第61—64页)情爱和性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共同体，而性爱描写在爱情作品中也是不可以避免的。在《读法三》中他写到：“人说《西厢记》是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公然向儒家经典“《国风》好色而不淫”下战书：“好色与淫相去则又有几何也耶。……好色必如之何者谓之好色?好色又必如之何者谓之淫?好色又如之何谓之几于淫而卒赖有礼得以不至于淫而遂不妨其好色?好色又如之何谓之赖有礼得以不至于淫而遂不妨其好色?夫好色而日吾不淫，是必其未尝好色者也。好色而日吾大畏乎礼而不敢淫，是必其不敢好色者也。好色而大畏乎礼而不敢淫而犹敢好色，则吾不知礼之为礼将何等也。好色而大畏乎礼而犹敢好色而独不敢淫，则吾不知淫之为淫必何等也。”(《酬简》总批第208页)这是人性的宣言，也是人性的胜利。这些评价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和娱乐性。
可见，金圣叹对情爱和人性的高度赞扬，进而并揭示了“情”和“爱”在作品中的无法抗拒的艺术魅力：“自古至今有韵之文，吾见大抵十七皆儿女此事。此非以此事真是妙事，故中心爱之，而定欲为文也;亦诚以为文必为妙文，而非此一事则不能妙也。夫为文必为妙文，而妙文必借妙事，然则此事其真妙事也。何也?事妙故文妙，今文妙必事妙也oD](《酬简》总批第209页)对古往今来的作品喜写男女情事的原因，金圣叹给出的解释是：此乃妙事。妙事生妙文，妙文传妙事，情文相生，容易成就动人的艺术美。
二、金圣叹从文本出发对王实甫《西厢记》进行的修改使其获得了更大的艺术成就
金圣叹首先在语言文字上对王《西厢》作了不少修改，使得原文更加细致，人物形象也更加完善、动人。例如，王《西厢》张生称红娘多为“小娘子”，金本则改为“红娘姐”，这样既体现出张生对红娘的尊重，而且更符合青年男女的身份。第三本第一折中，红娘去看望病中的张生，张生央求红娘给莺莺带书信，红娘不是很愿意，张生说“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红娘很是生气，说“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金圣叹将它改为：“我虽是个女孩儿有志气”，改后的称呼更恰当，因为红娘是十几岁的丫头，显然“女孩儿”更合适。还有莺莺烧香时，说：“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长吁科)(末云)小姐倚栏长叹，似有动情之意”，金本则改为：“(张生云)小姐，你心中如何有此倚栏长叹也?”很显然，修改后的句子不仅凸显出张生的体贴和解人，也使得莺莺的性格更饱满深沉。
同时。在情节上金圣叹对王《西厢》也做了很多的增删。使修改后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莺莺、张生更加符合他们各自的身分：大家闺秀和读书人。主要体现在：《西厢》是说莺莺和红娘到佛殿玩耍，被张生撞见，金圣叹改为是张生误闯入莺莺的“活动范围”;《西厢》里莺莺与张生打了个照面，“(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末下)”，金圣叹改为莺莺和红娘是被观察者，她们没有看到张生;《西厢》在唱词里夹杂了很多文白，金圣叹只保留了“(莺莺云)红娘，我看母亲去”;莺莺因此显得中规中矩。把张生大量的猥亵语言都删去了(如：“和尚，恰怎么观音现来?”，“休说那模样，只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之金”等等)，唱词基本上都是张生见到莺莺后的那种一见钟情的痴迷和溢于言表的喜爱之情，这更符合张生“至诚种”的性格特点。
第二本第一折里，孙飞虎扬言要攻破寺庙，强掳莺莺为妻，老夫人和众和尚焦虑万分，最后莺莺说谁能退兵就嫁给谁，张生鼓掌而上，声称有退敌之策，“(旦背云)只愿这生退了贼者”，得到老夫人的允诺后，“(末云)既是恁的，休唬了我浑家，请人卧房里去，俺自有退兵之策。(夫人云)小姐和红娘回去者!(旦对红云)难得此生这一片好心!”莺莺的语言表露出她非常愿意嫁给张生，甚至有点急切心理，而张生也显得非常轻浮，直呼莺莺为“浑家”(其实“浑家”是市民话语，显然不符合两人的身份)。“难得此生一片好心”不知是感谢张生让她回房休息还是感谢他能退兵，用在此处不免牵强和做作。金圣叹删去了莺莺的文白和张生的轻浮语言，取而代之的是具体的计策，让在场者和读者都感觉到这样的安排确实能够解除危难，然后，老夫人让莺莺和红娘回卧房，此时，莺莺才由衷地说了句“红娘，真难得他也”。短短的一句话既心存敬佩又存感激，此时由莺莺说出，方才觉得该是如此。
另外，《西厢记》中存在一些纰漏之处。金圣叹对此作了修改，使之在逻辑上更加统一。据《西厢记》，莺莺当时是一十九岁，有个弟弟，名叫欢郎，年纪尚幼，(“一个小厮儿”，“欢郎虽是未成人，须是崔家后代孙”)，老夫人六十岁(“老身年六十岁，不为寿夭”)。照此说法，老夫人在四十一岁时生莺莺，将近五十岁时生欢郎。这不要说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是在现在，也不多见。金圣叹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把老夫人的年龄改为“老身年纪五旬”，关于欢郎，他改为：“是俺相公讨来压子息的”，即不是老夫人亲生。这样修改后，人物的年龄才能吻合。
第一本第二折中，莺莺烧第三炷香时，沉默不语，“(红云)姐姐不祝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但是《西厢记》在开首中老夫人就明确指出，“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既然亲事早就定下，红娘和莺莺就不可能不知道，所以红娘的“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的说法就显得非常荒唐。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就把红娘的话改为：“咱愿配得姐夫冠世才学，状元及第，风流人物，温柔性格，与小姐百年成对波!”还勉强能说得过去。
三、金圣叹独特的文本批评方法在文学批评史上独树一帜
对《西厢记》的评论。金圣叹随感随评。依附于文本并且注重文本解读的精细化，说明他对《西厢记》是从文本的角度来评点的。从“文”的角度评析了《西厢记》艺术内涵的同时，他将序、读法、总批、眉批等多种方式结合使用。这种戏曲评点方法中主观感受和鉴赏占了很大的比重，实际上是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结合体，并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戏曲批评理论。使得戏曲批评向前迈进了坚实的一步，而他的批评理论也在实践中得以提高和完善，臻于绝诣。梁廷栅评日：“其实金圣叹以文律曲，故每于衬字删繁就简，而不知其腔拍之不协,不免有些片面，李渔的观点则更为中肯一些：“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
金圣叹主要的贡献在于《金批西厢》论及了创作理论和方法技巧。其主要批评方法就落脚在人物形象分析上。金圣叹紧扣形象，从人物的结构关系揭示了次要人烘托主要形象的艺术方法。
“《西厢记》只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其余如夫人、如法本、如白马将军、如欢郎、如法聪、如孙飞虎、如琴童、如店小二，他俱不曾着一笔半笔写，俱是写三个人物时所忽然应用之家伙耳。” (《读法》47第18页)“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启承转合，便令题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出题目也。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文字中间所用之乎也者等字。” (《读法》48第19页)“譬如药，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炮制时所用之姜醋酒蜜等物。， (《读法》49第19页)也就是说，《西厢记》中所有的人物和情节都是为了崔、张两个人的故事而设计的。如写孙飞虎、白马将军，是为成就崔、张制造事端，写老夫人，是为崔、张制造障碍和为红娘提供舞台。《争艳》总批中，金圣叹说：《西厢》写郑恒，“亦不过夫人赖婚偶借为辞耳”，而好事者续《争艳》，“必欲真有其人，出头寻闹”，完全不懂《西厢记》人物安排只为“点染莺莺”、“发挥张生”的艺术三昧。金圣叹进而认为，整部《西厢》都是为写双文而安排，“《西厢记》止要写此一个人，便不得不又写一个人——一个人者，红娘是也。若使不写红娘，却如何写双文。然则《西厢记》写红娘，当知正是出力写双文。” (《读法》51第19页)“写张生，亦止为写双文。”写夫人、法本、杜将军等人更是如此。(《读法》53第19页)虽然主要人物中只突出一个莺莺是太片面集中了，但从总体上看，从人物关系设置中，用次要人物来烘托主要人物这种人物形象塑造方法上来说，上述论述则是很有见地的。同时，这种写作方式还能有效地表现出各种人物的性格特点，不仅仅是主要人物的特点，因为莺莺的形象正是在和张生、红娘的关系处理中映衬和体现出来的，不写张生，无以见其一往情深的缠绵爱意;不写红娘，无以见其矜持徘徊的性格特点。同时，莺莺的性格也反衬出红娘的泼辣利索和机灵果断，以及张生的一见钟情的执着态度。这种在人物关系中表现人物性格特点的艺术方法，《荣归》总评中以一个精彩的比喻做了总结：“有时亦写红娘者，比如写花却写蝴蝶，蝴蝶实非花，花必得蝴蝶而愈妙……而张生莺莺必得红娘而愈妙。” (第298页)
综上，金圣叹用如此惊人的语言为《西厢记》点评，宣扬了其戏曲艺术的同时，对《西厢记》本身的艺术特色和价值的评价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此，《西厢记》也因为金圣叹的点评而走上了受万人瞩目的历史舞台前，“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独作《西厢》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无不死矣。”在《西厢记》点评中，金圣叹一方面对作品进行了解读，了解作者的本意的同时也挖掘作品中深层次中所蕴含的情感因素和作家的情感落脚点;另外，也对《西厢记》的艺术特点和创作经验做了详解，这也就是我们从中看出的金圣叹对文学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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