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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的论文

时间:2023-04-01 09:34:43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关于人文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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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文的论文

  关于人文的论文一

  浅谈技术与人文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

  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

  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

  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

  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

  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

  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

  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

  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

  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

  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

  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

  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

  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

  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

  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

  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

  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

  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

  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

  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

  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

  自由就是时间性。

  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

  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

  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

  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

  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

  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

  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

  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

  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

  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

  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

  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

  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

  “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

  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

  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产技术的女神)的制造技术,

  同时又偷了火(没有火是不能取得和使用这些技术的),送给了人。

  ……这一来人就具备了维持生命的手段了。

  可是普罗米修斯据说就由于艾比米修斯的过失后来被控犯了盗窃罪。

  ”(《普罗塔哥拉篇》3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

  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

  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

  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

  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

  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

  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

  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

  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

  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

  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

  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

  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

  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

  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

  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

  这种方式就是语言。

  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

  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

  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

  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

  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

  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

  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

  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

  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

  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

  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

  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

  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

  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

  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

  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

  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

  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

  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

  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

  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

  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

  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

  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

  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

  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

  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

  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

  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

  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

  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

  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

  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

  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

  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

  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

  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

  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

  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

  (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

  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

  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

  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

  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

  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

  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

  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

  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

  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

  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

  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

  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

  见一丈人方为圃畦。

  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

  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

  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见功多。

  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

  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

  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

  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

  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

  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

  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

  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

  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

  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

  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

  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

  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

  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

  与传统技术(technics, 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

  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

  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

  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

  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

  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

  “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

  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

  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

  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

  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

  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

  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

  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

  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

  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

  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

  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

  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

  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

  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

  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

  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

  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

  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全都千篇一律的傻瓜化操作。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

  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

  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

  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

  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

  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

  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

  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

  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

  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

  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

  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

  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

  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

  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

  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

  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

  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

  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

  “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

  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

  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

  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

  ”[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

  ”[4]钟表是一切机器之母,而借助钟表,现代技术得以全方位的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钟表的指挥下,现代人疲于奔命,受制于技术的律令。

  技术的异化通过时间的暴政表现出来。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

  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

  自由意志(free 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

  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

  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

  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 enframing)。

  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

  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

  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

  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

  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

  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

  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参考文献:

  [1] 译文引自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0页。

  [2] 我在《现代化之忧思》(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把方法称为“技术时代的旗帜”,参见该书第116页。

  [3] 《现代化之忧思》第128页。

  [4]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4, p.14.

  关于人文的论文二

  论文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人文关怀是对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的重要践行,而对于相对抽象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人文关怀更是其重要的教学要求,是新时期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目前,我国很多大学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停留在传统教育阶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了人文观念这一理念。

  重教师、轻学生;重社会价值、轻个体价值;重管理、轻关怀;重灌输、轻疏导;重意识形态、轻思想道德等问题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缺失的重要体现。

  对此,各大学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当明确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的个性培养,加大人文关怀的践行力度,全面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人文关怀 主体地位 个性培养

  人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要成为被他人尊重的人,最主要的不是看这个人的能力如何、经济实力如何,而是看这个人是否具有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

  大学作为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教育阶段,思想政治的教育可谓是十分重要的,其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们拥有符合社会价值观的思想政治素养。

  目前,很多的大学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也反映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到位。

  当前我国很多的大学教育走的是产业化路线,轻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别提人文关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体现,这就导致了很多大学生思想的激化,出现人文缺失的现象,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缺失的表现

  (一)在价值主体上,重教师、轻学生

  在新时期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老师在教学中起着引导的作用。

  就大学的思想政治教学而言,其教学过程应该是一个双边互动的过程。

  但是在很多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上,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教师的地位超过了学生,教师的权威被无限的放大。

  长此以往,教师就习惯性的忽视了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心理变化,将自己的思想强加在学生身上,这会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打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

  使得本来应该是主动学习的情况变成了学生被动学习,严重影响了教学效率。

  久而久之,学生的学习效率就会越来越低,学生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就得不到提高。

  另外,很多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分在意自己的价值体现,很容易就导致了教师的自我意识爆棚,忽视了学生的存在,导致了在教学中,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评判学生的好坏,将自己认为对的思想强加给学生,

  进行灌输式的教育,造成学生的在学习上的反感,也使得学生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惨遭抹杀,使教育缺乏人性化。

  (二)在价值取向上,重社会价值、轻个体价值

  马克思指出,人的价值是由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两部分构成的。

  所谓的社会价值就是一个人为所生活的社会尽到的责任和做出的贡献,所谓的个体价值就是这个人得到所生活社会的尊重和满足,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很多在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有冲突的时候,强调更多的是社会价值,当然,这也与我国的体制有关系,不过这并不影响个体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

  但是这种个体价值顺应社会价值的体制在很多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却是被曲解的,很多的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只注重社会价值层面的教育,在教学内容中轻视个体价值的教育,

  习惯性的将社会价值凌驾于个体价值之上,导致学生的个人意识长期被压制,而在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片面的强调社会价值,则很容易导致教育只追求社会的思想共性,

  这种教育更像是标准模式的工业生产,久而久之,受教育者容易失去思想上的差异,缺乏创造能力,使得他们的个性化被磨灭。

  这就是一种人文教育缺失的典型表现。

  (三)在管理模式上,重管理、轻关爱

  衡量一所好大学的教学水平的不仅仅是学校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效率,学校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

  管理和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在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缺失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教育失衡。

  但是,当前我国很多的大学在学生管理方面都存在着轻视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只重视对学生的行为管理的问题。

  这往往会导致学生只可知其不为,不知其为何不为的情况出现。

  导致这种管理失衡的原因,各学校的情况大同小异。

  一方面,传统的教育思想认为对学生要实行严格的行为管控,这就像法律要求我们不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一般,管控太过死板,缺乏心理的引导。

  另一方面,很多学校的师资队伍比较薄弱,加上近来大学扩招,很多学校一两百位学生却只有一位辅导员;在这样的师生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

  为了维系学生正常纪律和学生行为管理,学校只能片面的强调对学生的行为管理和行为约束,以保证学校的正常纪律和学生安全。

  而对于学生的心理疏导,则只能是一笔带过。

  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的课程教师在教学中为了符合学校的情况,本应该是重视对学生思想引导的教学,却逐渐地偏向了对学生的行为的规范、监督和约束。

  缺乏思想上的引导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实是很危险的,当学生出现了心理危机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就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

  最近我国频繁发生的大学生伤害他人或者心理变态导致的死亡事件就是管理缺失人文关怀的体现之一。

  (四)在教育方法上,重灌输、轻疏导

  我国很多大学的课堂教育,缺少师生互动,很多教师往往只是将课本内容灌输给学生,缺少课本内容的知识拓展和生活引导,

  很少将知识与社会热点话题以及学生生活相结合教学,也缺少将课本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的教学。

  特别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将抽象的课本内容运用到生活实际,才是该教学的重要目的。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多为思想性的和概念性的,存在着一定的教学难度,学生本来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使得很多老师疲于教学。

  因此,这种思想政治教育难以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

  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价值已趋向出多元化,大学生的心智发展虽说已经趋于完善,

  但是仍存在着一定的空缺,如果没有对其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很容易使学生误入歧途。

  (五)在教育内容上,重意识形态、轻思想道德

  从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来看,包括了政治信念、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教育。

  我国的很多大学在该课程的教育中,普遍只重视政治信念的教育,我国在发展进程中的思想和国家大政方针几乎占据了全部的课程教育,

  而有关于学生个体方面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篇幅则十分有限。

  而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的阶段性教育而言,更为重要的其实并不是前者,而是后面的两个方面,而关于政治信念,其实对于大学生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思想问题的帮助是微乎甚微。

  二、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路径探寻

  (一)发挥主体作用,建立参与机制

  学生才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因此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

  要做到这一点,第一,需要尊重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思想政治的教学活动中,让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完善自己的思想政治素养,全面的认识自己,学会规划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以此来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

  第二,需要多举办思想政治相关的校园活动或者社会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展开学习思考,进行思想政治的热点问题研讨,进行发散式的思想教育,

  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和社会活动中领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让教学中的思想能真正在学生的行为中发挥引导作用。

  第三,要尊重学生的选择,学生的思想以及社会观念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符不符合当前社会价值形态的区别,

  因此教师在进行学生教育和学生管理的时候,要尊重学生的选择,维护学生的权利,只有这样才是对学生主体的体现和践行。

  (二)尊重个性差异,实施素质教育

  我国的新课改提出了全面的素质教育,虽然这只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提出了新的教育要求,但是其实大学阶段的教育也需要实行素质教育。

  同时,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还应该学会去理解和支持学生的个体发展,鼓励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由于每一个人的生长条件和生活环境都是有所不同的,很多甚至是千差万别,因此,进入大学的学生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个性差异,

  或许在一定的范围内大家的个体性差异并不明显,但是就大学生群体而言,差异还是很大的,包括学生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行为方式等。

  另外,大学生进入大学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学习知识,有的是为了获得学历,

  这就使得学生表现在学习方面具有很显著的区别,因此,教师的教育不能够一概而论。

  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老师们需要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时时践行在教学活动中,

  在教学中融入人文关怀,针对不同的学生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教学,在张扬学生个性的基础上使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品行。

  (三)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方式方法

  前文我们提到了,思想政治教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信念、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等三个方面,

  但目前大多数的大学在思想政治教学中都只重视政治信念的教育,也导致的教学内容的单一枯燥。

  因此,在教学内容方面,应当平衡政治信念、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三个方面的发展,并在具体的教学中适当减少政治信念的内容,增加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后二者的教育内容。

  在教学方式方法上,思想政治的教育要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加强课程的综合建设,

  将人文教育融入到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高度融合,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文化价值涌入我国,

  大学生作为高知识人才,接受新型意识形态的能力较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固守己见,

  必须要开拓创新,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需求,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引导的需求。

  (四)倡导和谐理念,优化育人环境

  思想政治的教育需要以社会背景作为依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就要符合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

  这就给我国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营造出适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环境,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好的为大学生的社会生活服务。

  而从我国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历程经验证明了和谐校园文化的建设,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落实人文关怀的最重要也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方式。

  (五)注重情感需求,突出心理疏导

  思想政治教育其实就是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的,但是很多大学的该板块教育并不注重学生的心理疏导,导致教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不能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和思想上的问题。

  因此,老师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教学作用的体现,优化教学的环境,使得思想教学能够切实的为学生排忧解难。

  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正确对待有心理上有问题和缺陷的人。

  要做到善于发现,善于引导,既不能忽略不管,视而不见,更不能靠硬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批评等去解决问题。

  在向社会组织成员灌输正确思想的同时有的放矢,帮助人们排除致病因素,润物无声,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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