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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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论文【1】
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
【摘 要】
以儒学为主、儒释道互相渗透、互为补充为基本格局的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五千年兴衰更替的发展史,形成了其特有的崇尚人文理性、讲求群体意识、倡导刚健有为、力求平和发展的文化内质,其中对人文精神的高扬,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在全球化的人文精神失落和道德价值迷失的背景下,“返本开新”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文章主要通过探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以期对我国现在的人文精神建设有所启发。
【关键词】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天人合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特别关注的问题，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十分热烈的讨论。
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有人文精神，学术界的观点不一。
有少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文精神。
如王蒙就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人文精神。
在他看来，以“内仁”、“外义”为基本构架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又无个体独创的高扬，不是走向整体主义，就是走向禁欲主义，是最缺乏人文向度的。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人文精神。
在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文精神的学者中，对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的理解又很不一样。
张汝伦先生把儒家的“仁义”观念与人文精神等同起来，认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仁义”。
张斌峰先生认为，博爱即广泛平等地爱一切人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核与规定，其中墨家的“兼爱”思想就是它的突出表现。
李继凯先生则认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是集体主义，其主要表现为家族本位主义、皇权本位主义、国家本位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则提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核，“和合”精神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
本文在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的看法，以期对我国现在的人文精神建设有所启发。
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内容
1.“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过程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时期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
“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最早反映在《周易》中。
《周易?/span>乾文》提出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这里讲的“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指的就是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相近，合为一体的思想。
这是中国历史上“天人合一”观念的最初源头。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之一---孟子则第一次从心性论的角度阐发了“天人合一”思想，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span>尽心上》)在这里孟子把心、性、天连为一体，表达了自己的“天人合一”思想。
汉代大儒董仲舒第一个把“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或命题提出来，事实上，“天人合一”一词最早见于《春秋繁露?/span>深察名号》篇中:“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 在中国哲学史上，董仲舒还从天人感应的角度第一次对“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摈弃了董仲舒粗陋的天人同类说，从心性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天人合一”，把“天人合一”思想往前推进了一步。
张载则公开提出了“天人合一”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正蒙?/span>乾称》)在这里，
张载主要从道德角度来论证“天人合一”思想，对此，程颢、程颐非常赞同，但他们比张载走得更远。
在论证天人关系时，二程曾说过:“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遗书》卷六)，“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
在二程看来，天道与人道本是一个道，这里的道就是人的道德属性,即仁义礼智信。
显然，二程通过将人的道德属性客观化，并上升为宇宙本体的方法，来论证“天人合一”的可能性。
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趋于成熟。
综上所述，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发源于周代，经过孟子的性天相观点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而达到成熟。
论文:人文精神内涵
2.“天人合一”的基本内涵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含义相当复杂，其思想在儒、释、道等各家中都有所包含，但就其主导地位和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来看则是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
逐渐增强了世俗色彩，最终外来佛教在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熏陶下日益获得了现实性的品格而由出世转向了入世,更多地面向了社会人生。
禅宗是中国化最为典型、也是对现实的人及人生给予最多关注的一个宗派。
禅宗一方面破除对佛祖等外在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强调每个人的自性自度，另一方面又将解脱理想融入到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
把修道求佛的修行贯穿在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主张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强调凡圣平等、人佛无异和自然任运、自在解脱。
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现实社会人生的氛围中，逐渐增强了世俗色彩，最终外来佛教在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熏陶下日益获
得了现实性的品格而由出世转向了入世，更多地面向了社会
人生。
禅宗是中国化最为典型、也是对现实的人及人生给予最多关注的一个宗派。
禅宗一方面破除对佛祖等外在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强调每个人的自性自度，另一方面又将解脱理想融入到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把修道求佛的修行贯穿在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主张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强调凡圣平等、人佛无异和自然任运、自在解脱。
因此，中国佛教具有关注现世现生的特色。
三、重视并实践道德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又一科学内涵
中国传统上是个伦理本位的国家，道德伦理上的完善是中国人做人的最高标准，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重视并实践道德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又一科学内涵，这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儒学自孔子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换其形式，如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学等等，但有三点是不变的。
第一，以孔子为宗师，为圣人;第二，研讨、学习儒家经典，并以其为立身处事的行为准则;第三，承认道德优先，视道德为解决一切人生、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为维系家庭、国家、社会存在的根本原则。
道德优先是儒学的本质所在，是儒学之所以为儒学的根本点。
儒学对道德修养的重视，从孔子即已经开始。
当时周朝统治者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开创了伦理关系政治化的先河，使得在此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总是把人放在一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中考察。
从孔子强调恢复周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到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无不是把人固定、限制在特定的伦常政治关系中，
以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维系血缘人伦关系的最好方式莫过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所以,儒学的核心问题在于道德问题，儒家要造就的是“仁人君子”、“圣人”，即道德完善的人。
那么，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什么?“夫孝，始于事亲，忠 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span>开宗明义》)忠、孝就是其一切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核心。
忠、孝两全被看作是人的最美品德。
所以儒家十分注重人的道德修养与实践，视道德的成就当作人生中最有价值和最根本的成就,提出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
这一主张实际上渗透着“内圣外王”的精神，“内圣外王”中，内圣主要以修身为本，它是外王的基础。
由此可见，儒学是以道德为本位、道德至上的人文学说。
重视道德修养，不仅在儒家学说中得到充分体现，其实在其它的道、墨、法、佛诸家也是明显存在的。
由于中国传统上是个伦理本位的国家，道德伦理上的完善是中国人做人的最高标准,因此，中国古代的士人在追求自己的不朽伟业中，
十分注重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完善，而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种君子人格是由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儒、道、墨、法、佛诸家人生哲学交互碰撞、相互渗透而熔铸出来的。
要达到理想人格的必经之路是进德修业，养成塞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要达到理想人格的高尚境界，君子就须“厚德载物”，要通过致知诚意、
在这些哲人看来，一般人通过自身的修养、调整，就能达到完善，就能够超越有限而进入无限。
当然，这种超越是精神上的超越，是一种境界。
可见，重视并实践道德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又一科学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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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论文【2】
人文精神内涵
一、人文精神内涵辨析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人文精神的精髓集中于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
但人文精神不等于人文知识。
人文知识是人类认识、改造自身和社会的经验总结;人文精神则是人文知识化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成果，它蕴含于人的内心世界，见之于人的行为动作及其结果。
人文知识的载体主要是各种媒体，获取人文知识可凭借视听，可以从课堂上、媒体中获取;人文精神的载体在人自身，人文精神的获得必须经过人文知识的内化、整合而变成主体的意识、思想、情感等生命体验和善行。
人文知识的呈现可以在口头上、试卷中;人文精神的表现却只能在人的情感里、实践中、行动上，再高明的命题手仅以试卷也考不出人们的人文精神，因为人的精神在纸上是答不出来的。
所以人文知识不同于、更不等于人文精神;有了人文知识并不一定具有人文精神。
例如，有些大学生(甚至是人文学科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学了不少人文知识，却并不一定都具有相应的人文精神;而有些识字不多的农民，
没有读过像样的人文课程，却往往表现出真诚、正直、公道、正义、善良、利他等人文精神。
这是因为，大学生学的是书本上的人文知识，如果没有内化为自己的意识、思想和情感，没有转化为良好品德和善行，那就只能是口头上的知识而已;
有些农民虽然没学过多少书本上的人文知识，却因为生长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人文氛围浓郁的环境里，长期的熏陶感染、潜移默化，而使他们具有了体现人文精神的思想、情感和行动。
当然，这并非说书本上的人文知识就不重要、可有可无了;有了人文知识，就为培养人文精神提供了广阔的理性知识背景--此不待言;这里强调的是，
人文知识一定要经过内化转变为人文素养，变为自己的意识、思想、情感乃至行动，也就是塞缪尔?斯迈尔斯所说的:“知识、学问应该和善行结合。
”(见《品格--个人和民族的力量源泉》，《新华文摘》2000年第11期)只有这样，才体现出知识孕育精神的真实意义，才显示出人文知识的真正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
1.中国文化视域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一词，在汉语里与“天文”相对，是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务，其核心是贯穿在人们的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人格模式、审美情趣。
《易经》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现在很多中国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一种人文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实质上就是儒家的教化天下的思想，也就是主张通过诗书礼乐等来塑造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人。
庞朴先生总结了徐复观的“忧患意识”和李泽厚的“乐感文化”说，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参见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载《文艺理论研究》，1992.1)“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先生于1962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的;翌年，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讲演中曾予阐释。
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
此前之“尚鬼”的殷人，沉浸在原始的恐怖与绝望气氛中，总是感到人类过分渺小，一凭外在的神鬼为自己作决定;因而人的行动脱离了自己意志主动或理智导引，没有道德可言。
周人革掉殷人的命，成为胜利者，并未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架势，相反，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
这是某种欲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人对自己行为的谨慎与努力。
因而这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与形成耶、佛二教的恐怖意识和苦业意识绝然不同。
忧患意识在周初表现为“敬”，此后则融入于“礼”，尔后更升进为“仁”。
从表面看来，人是通过“敬”等工夫而肯定自己的;本质地说，实乃天命、天道通过“敬”等工夫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作为人的本体，成为人的“真实的主体性”。
他们相信，基于忧患意识为基础的心性之学，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品格，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孔孟老庄以至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化了以后的佛学的一条大纲维之所在。
(见《中国人性论史》第二章、《中国哲学的特质》第二、三讲及《徐复观文录(二)?中国文化复兴的若干观念问题)
“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收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后来在《华夏美学》中又有所发挥;而这一说法的理论前提，早在他1980年的《孔子再评价》中，便已形成了。
其说认为，由于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及长期延续，以及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牢固保持，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特征。
它曾被孔子概括在仁学的模式中。
后来慢慢由思想理论积淀并转化为心理结构，内容积淀为形式，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
这种由文化转变来的心理结构，被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
实用理性引导人们对人生和世界持肯定和执着态度，为生命和生活而积极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保持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既不使情感越出人际界限而狂暴倾泄，
在消灭欲望的痛苦折磨中追求灵魂的超升，也不使理智越出经验界限而自由翱翔，于抽象思辨的概念体系中探索无限的奥秘;而只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
即在人世快乐中求得超越，在此生有限中去得到无限。
这种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人生观念和生活信仰，是知与行统一、体与用不二、灵与肉融合的审美境界，表现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乐感文化。
据说这个所谓“乐”，还不只是心理的情感原则，而且是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基石;它在中国哲学中，是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是以身心与宇宙自然合一为依归的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是巨大深厚无可抵挡的乐观力量，是人的心理本体，那个最后的实在。
(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孔子再评价》和《中国的智慧》，《华夏美学》)。
庞朴总结认为，“忧”“乐”二说都强调中国文化之非宗教性，并以各自的方式证明它的人文性。
“忧”说区分恐怖意识与忧患意识在心理上的不同，证明二者分别造就了国外的否定人生的种种宗教与中国的肯定人生的人文文化。
“乐”说则从实用理性与思辨理性以及反理性的区别着手，证明中国人较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天国，虽幻想成仙或求神拜佛，都还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间的幸福与快乐。
当然否认中国文化为宗教不等于否认它具有超越的理念或超越的境界;二说都极力证明这种超越的存在。
“忧”说认为，天命或天道是超越的天降命于人或天道贯注于人身时，又内在于人而成为人性，使人有道德属性。
人通过基于忧患意识而起的道德实践即尽人之性，便可以领悟到天命或天道的存在，体验到道德自我(不同于生理的、心理的乃至思考的自我)的存在，而到达超越的境界。
这便是性与天命的贯通，天与人的合一。
与这种降命和尽性不同，“乐”说更重视审美的直觉。
它认为，超越、无限之类不在别处，即在当下的现实和人际关系之中，在“工商耕稼”、“伦常日用”之中，甚至就是“伦常日用”本身。
这种“即实在处得超越，在人世间获道体”的禅意甚浓的办法，说白了，就是“在人生快乐中求得超越”，对人生抱现实而乐观的态度。
而由于宇宙本体也被认定为乐的(“生生”、“天行健”)，于是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即是主观心理上的天人合一。
在追求天人合一上，“忧”、“乐”二说又殊途同归了。
2.西方文化视域中的人文精神
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
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
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
周国平据此把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确定为三个层次:一，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
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周国平教授在国家行政学院的讲演(2007.4))
葛红兵则认为:“人文思考从根基处说是一种对存在的抽象玄思。
实际上，Humanity (“人文”---在中国并没有词源学基础)，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类的角度来思考人，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会有下述超越性问题: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
因为它把人作为类来思考,所以我们说它的思考是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 (参见葛红兵:论人文精神的实质---兼及大学人文教育问题，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葛红兵谈的对人的存在的超越性思考，就是我们常说的终极关怀。
因为人文精神所涉及的是人的思考与关怀之极，所以其形成与变革无不深刻影响着一种文化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因为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超越性思考，因此，它能以形而上的特征直指人的生存本质，直探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核心，具有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功用。
而人文精神因为这一基本的内涵，获得了具有哲学意蕴的丰富深刻的内涵，具有了超越历史、时代和文化的永久的魅力。
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要求实事求是地探索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不以主观愿望和价值选择为转移。
人文精神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崇尚人格理想和道德。
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两者的关系应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而在今天的中国，科学精神一统天下，人文精神被排挤到了边缘。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自然科学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渐狭窄;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
第四，自然科学家自许的道德中立和价值中立，使得自然科学家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
第五。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国策使人文科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人类从事科学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人。
科学本身不能没有人性的特点。
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原则。
人文精神论文【3】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神何在?我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深地细考。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
有著述载籍有经史子集，万亿卷帙，如《周易》、《老子》、《庄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等。
学术也是三教九流、百家争鸣，以儒、道二家为最始。
东晋以后，佛教文化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典籍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之一是:观念上的“和而不同”和实践中的整体会通。
具体地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三家，还是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学，虽有其各自不同的探究领域、表述方法和理论特征，
然却又都是互相渗透，互相吸收，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任何一家、一科、一学都是不可或缺的，且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学又都体现着这一文化整体的整体特性。
中国文化要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精神，否则将难入其堂，难得其精。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可说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鲜明的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在所谓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不完全相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彖传》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是与“天文”相对为文的。
“天文”指的是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人文”则是指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
具体地说，“人文”的主要内涵是指一种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
现在人们所讲的“人文精神”，无疑与“人文”一词有关，抑或是其词源。
但“人文精神”一语的涵义，又显然要比《周易?彖传》中“人文”一词的涵义丰富得多。
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出现和展开显然要比“人文”一词的出现早得多，《周易?彖传》的面世不会早于战国末，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则更早。
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
以后，汉儒、宋儒如董仲舒、周敦颐、邵雍、朱熹等，也都不断地发挥这些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为，人虽是天地所生万物之一，然可与天地并列为三。
从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论述中，都蕴涵着这样一层意思，即在天地人三者中，人处于一种能动的主动的地位。
从生养人与万物来讲，当然天地是其根本，然而从治理人与万物来讲，则人是能动的，操有主动权。
就这方面说，人在天地万物之中可说是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注重人的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养成等，正是由对人在天地万物中这种能动、主动的核心地位的确认而确立起来的。
由此，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一是高扬君权师教淡化神权，宗教绝对神圣的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一是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人格自我完善的观念广泛深入人心。
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根植于远古的“天人合一”原始文化之中。
人们常把它视作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人与自然之天“合一”的中心是“顺自然”(这里是指自然界的“本然”法则与状态)。
道家思想中强调顺自然，这是人们所熟悉的。
如《老子》书中就明确说过这样的话: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正是《老子》书中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被看成是一种消极被动、因循等待的思想。
其实，《老子》道家顺自然而不敢为(无为)的思想，有其相当积极合理的一面。
并且这种顺自然而不违天时的思想，在传统儒家文化中也是极为强调和十分丰富的。
荀子关于人与天地参的思想，以往人们都以此来强调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殊不知这种思想，恰恰是建立在他的顺自然而不违天时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荀子认为，人只有顺其自然，才会懂得什么应当去做，什么不应当去做，才能掌握天时地利，利用万物。
《中庸》“唯天下至诚，……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一段，同样也是强调只有尽人、物的自然之性，方能参与天地之化育。
儒家把大禹治水的智慧看成是顺自然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有为和无为在顺自然原则中的统一。
这种自周初以来形成的“以德配天”的天人合一观中，无疑地其伦理道德色彩大大超过其宗教色彩。
而中国的“礼”起源于祭祀，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则是越来越富于人文的内涵，乃至最终成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之一。
礼的人文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常常是把那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纳入到礼制中去，而不是使礼制作为宗教的一种仪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则大量地体现在儒、道、佛三教的有关心性道德修养的理论中。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注重并强调心性道德修养，这是与中国历代圣贤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密切有关的。
荀子论人“最为天下贵”时把天下万物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无生命的水火，一类是有生命而无识知的草木，一类是有生命也有识知的禽兽，最后一类就是不仅有生有知而更是有义的人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大部分的圣贤都持这样的观点:即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看作人的本质，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
如由于部分宋明理学家，如程朱等，在理欲问题上过分地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因而不仅遭到历史上不少思想家的批评，更受到了近现代民主革命时代思想家的激烈批判，斥其为压制人性、无视人性。
但我们如果全面地来检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理”“欲”关系的理论，则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存理灭欲”之说实非据于主流地位。
诚如程朱等所说，必待灭尽人欲方能存得天理，这极言之说，显而易见是有失偏颇的。
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应当说也已经反映得相当充分了。
人不应当“役于神”，更不应当“役于物”，人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役于物”的问题，则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人类向“物”世界索取手段的不断提高，因而对于物的欲求也是在进一步的膨胀。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恐怕主要是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
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
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什么还值得人们在今日来认真研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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