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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
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
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的几方面
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
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
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
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
“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
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
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
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
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
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
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
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
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
1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
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
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
再看看祥林嫂，她有反抗，“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但是，同样，她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的“守节”，虽然她第二次结婚得到了幸福，但她还是怕人家说起，为啥?因为她不“守节”了啊!祥林嫂因为没有守节而受苦，在祝福的声中默默地死去。
与其说祥林嫂死于无爱的人间，倒不如说她是死于封建的礼教下，死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受苦于守节，她的唯一愿望就是好好地养活她的宝儿。
就是退一步来说，假如单四嫂子没有守节，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可以照顾自己两母子的男人，也许，她的宝儿就不要死掉，就不会那么盲目地相信何小仙的那“长长的指甲”。
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
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
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
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
“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
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
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
此外便是空虚。
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
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
回顾鲁迅先生的爱情，可以说，也是深受封建思想的伤害。
他在1906年奉了母亲的命，和朱安结婚，可以说，朱安是母亲送给鲁迅的一份礼物，一份他绝对不愿意收的礼物，因为他对朱安一点都不了解，一点感情都没有。
但他为了不要伤害母亲，同时，也可以说为了保护朱安女士的性命吧，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嫁出的女，泼出的水”，一旦嫁了出去，也就没有了退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被休了回来，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侮辱，也可以说生不如死了。
鲁迅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只有苦苦地维持着这段不是爱情的婚姻。
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
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
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2
其次，涓生和子君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
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
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
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
“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
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
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教育儿子：“要记住，爱情首先意味着对你的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爱，首先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3。
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
但是，涓生他做到了吗?我想他没有做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咋一看，好象还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看上去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会赞同。
但是，我们想想，他们所生活是怎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沉滞的“吃人”的社会。
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
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
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
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
《伤逝》中，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
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
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仍然用了十分的决心，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
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
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也许在他说：“人是不应该虚伪的”的时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怯的时候。
他所讲的一切，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吗?子君真的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了”吗?其实他是知道的，“我也突然想到了她的死”，只是他不敢去面对而已!
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
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
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捶着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4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
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与“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子君的转变，从原来那个勇敢和坚强的子君变得如此的软弱。
一切都是因为她自身性格弱点和传统的思想在她的心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
在她的眼中除了喂她的小油鸡和阿随之外，就是忙碌自己的家务，其他的事情都已经不再记得。
随后渐渐陷入了小市民的争斗中，为了那小油鸡而和邻居吵开了，为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
这样的生活和传统的那些小市民有什么差别?人是会变的，如果停下自己的脚步，不再前进的话，那就变得消沉了很多，记得路遥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才可以活得更充实”，那的确不错，一个人要想活得充实，
就要不断的完善自己，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有用的地方——不要像子君那样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无谓的小市民争斗中，那样只会磨灭自己的意志。
但是，子君毕竟是那个沉滞的社会中的一个觉醒者，她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一点令所有的人都很受鼓舞。
虽然涓生和子君他们的性格都被传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们到底是当时极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成员。
最后，经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级，生理的需要排在首位，也是最基础的位置。
一个人想在社会有一番建树，首先应该是解决生存问题，生存的问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其他奋斗?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这个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
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
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
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于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
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
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5，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
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
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就这样说了出来，也可以说是对青年的一种告诫吧。
他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正是经济困顿的时候，他们相约“分头苦干两年，挣得足可以维持半年生活费的积累，以便不至于社会压迫来了，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6。
他告诉我们，不要让爱情麻木了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得到了一切，“肚子问题”同样要解决，否则，脚下的路便难走了很多。
总的来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失败，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沉滞的“铁屋子”里面，同时他们自身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和经济的困顿也是他们爱情失败的重要原因。
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必须打破那沉滞的“铁屋子”，做一个真正的觉醒者，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要“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谈《围城》的讽刺艺术【2】
鲁迅说："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
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
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
《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方鸿渐为活动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围城》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
通过方鸿渐不断地从被围困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
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
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装坐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
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对属下的妻子不怀好意，以生物学原理治校。
李梅亭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贩卖药材、勾搭。
这里面也有专门背后骂人，又擅长用各种借口来博取男人情感，包括采用假冒作家题字赠书的女生指导，也有由教员蜕变成"资本家走狗的走狗"的女大学生，有自称为"老古董"而打扮得妖形怪状，所写东西搬来搬去，几十篇如同一篇，
宣言不问政治却随同已受伪职的丈夫离职遁去的报馆女编辑，也有认为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换情人像换衣服一样随便，出洋学医而学到了不致怀孕的性开放女郎，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围城》中应有尽有，确实达到了作者想要写出某一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目的。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
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
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
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
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二、讽刺意味通过情节发展和精雕的细节自然流露 《围城》通过人物可笑嘴脸惟妙惟肖的勾画形象地暴露出人物卑下的灵魂，使作品收到良好的喜剧效果。
如书中对主人公方鸿渐流洋归来后的一段描写就十分精彩：方鸿渐留洋归来，"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学术报告"。
方鸿渐是这样说的："海通几百年，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里得灵感。
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
对方博士这一宏论，作家未作任何品评，但方博士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
钱钟书就是通过方鸿渐那通篇荒唐可笑的宏论，尖刻而犀利地讽刺了所谓的"西洋文明"，即帝国主义宣扬的"文明"无非是些、梅毒之类罢了。
从整篇看，文章并未对方鸿渐有很多评价，通过情节发展，自然把矛头指向了方鸿渐这一类人的性格弱点，指向那种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
钱钟书还善于抓住讽刺意味的细节，楮慎明自称一生最恨女人眼睛近视不配眼镜是因为怕看清女人的脸，同时声称自己人性里只有天性没有，但一和苏文纨交谈，却激动得"夹鼻眼镜泼刺一声直掉在牛奶杯里"，这一细节的生动描绘，无疑传神地描绘出楮慎明那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
方鸿渐被鲍小姐抛弃后，又和苏小姐亲近。
侍者阿刘因方鲍同居时索钱不成，怀恨在心，看到此景，不禁诧异，便"'啐'的一声向痰盂里射了一口浓浓的吐沫"。
一个"啐"字表明怨恨之深，一个"射"字，表明速度之快且有力量。
把阿刘久蓄的复杂而强烈的情感动作表现的淋漓尽致，形神兼碑。
高松年和方鸿渐的初次对话，高松年出尔反尔，以政治手腕耍弄教师，先是利用抗战时期邮政混乱的情况，大胆撒谎，并配之以勇敢的目光，使方鸿渐惶遽起来，反而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食言者变成了办事认真，只讲真才实学，善于体恤人的正人君子，而受害者却羞愧异常。
曹元朗对新诗的评价说："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这几句话对某些新诗作了尖锐的讽刺既不必追求诗的意义，它又不必有意义，所以就根本没有意义，这对当时新诗的讽刺是相当刻薄的。
这些细节都取得良好的讽刺效果。
三、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围城》中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手法中处处见锋芒，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在《围城》中作者大量采用中外文化、文学的典故。
从中国先秦的《诗经》兵法到清代的同光体诗，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天方夜谈》到美国的轶事，法国的名句。
典故的内容除文学之外，还涉及哲学、宗教、兵法、医学、生物等知识。
如第八章机关上司驾驭下属的技巧，尽学西洋人赶驴子，在驴子眼前，唇吻之上挂一串胡萝卜，引诱驴子向前拼命，这是来自法国《列那孤》中的生花妙笔。
方鸿渐买假的文凭时引柏拉图《理想国》、孔子孟子之事为自己辩护，认为买文凭哄骗父母，"也是孝子贤婿应有承欢养志"这里连用几个中西典故细腻逼真地写出了方鸿渐自我解嘲自欺欺人的心理。
增加了讽刺的力量和批判的力度。
《围城》中的比喻，来源广泛，标新立异，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使人在频频发笑的同时认识了深刻的道理。
如"一个人的缺点正象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这种带有格言味道的比喻对高松年爬上校长地位后就暴露恶劣本性进行彻底的嘲弄与讽刺。
再如方鸿渐一行坐车从宁波到金华，一路颠簸难受，作者把那辆破车写得妙趣横生："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
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
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还走不走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摇摆地缓行着。
"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新鲜别致，既把汽车的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尽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揶揄得入木三分，嬉笑怒骂之中别有一番愤世嫉俗之情。
又如写王美玉："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它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象侠客的胸襟"，"牙根肉"怎么能象"胸襟"呢?但细一想，侠客不是爱打抱不平吗?原来这是比喻牙根肉不平，实在让人意想不到。
又如"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女人的地方笑多"，"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的通信"等等。
这种新颖独特的比喻随处可见，让人耳目一新，又带给人深深地思考。
《围城》还擅长用讽刺性的比喻进行评点的技巧，生动风趣，使人忍俊不禁，显示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例如方鸿渐经不起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懂得文凭的重要，文章评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
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一精辟的评点，新颖深刻，含蓄幽默的方式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
《围城》中还采用了重复手法，增强了讽刺的艺术性。
德国有一位哲学家柏格森，在一篇谈《笑》的文章中说："喜剧就是模仿人的机械动作。
"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往往熟视无睹，但经过作者反复地描写它的状态，就使它犹如笨重的机械一样，屡屡重复着一个动作，造成一种滑稽感。
《围城》中的重复手法别有特色，含有几分机智的俏皮劲。
留学归来的鲍小姐，袒胸露背，扭捏造作。
小说就反复把她比作熟肉店里的熟肉和熏火腿："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紧接着小说中又借用"真理是赤裸裸的"格言，把鲍小姐轻薄、肉感、放荡不羁的习惯，写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nbsp; 在《围城》中作者还能把彼此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可又合巧的很，能找出别人难以发现的共同点，这样由此及彼达到了很高的讽刺效果。
例如写国统区物价上涨，"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又象得道成仙，平地直升"。
方鸿渐一行在泥泞中艰难的行走，把众人刮的鞋泥比作"贪官的地皮"。
"物价"和"风筝"，"鞋泥"和"地皮"，这些不相关的比较对当时那样一个恶浊的社会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憎恶和鄙视，虽并未直接抨击时局，但其讽意以溢于言表。
写餐馆的老板娘："她满腔都是肥腻的营养，那样肥硕，表明这店里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是不落言诠的好广告。
"饭菜的营养丰富和老板娘的肥硕毫无关联，但作者抓住其内涵的连接点，运用丰富的联想，由奇特的身体引喻饭菜的营养，一方面突出了老板娘身体的可笑，另一方面再联系他们叫的无法入口的饭菜，这样由此及彼在前后的对比映照中令读者捧腹大笑，啼笑皆非。
四、语言诙谐幽默、尖锐泼辣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智慧的火花，幽默可以说在《围城》贯穿始终，无论是叙述还是评论，都在真实的基础上不作空泛的指责，在讽刺可笑的人和事中让人悟出深刻的道理。
如对学国文要出洋深造的分析其它学科"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可掬，只要国文是土货国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这里的"洋气可掬"和"外国招牌"，语言尖锐泼辣，对于新学科的内涵，对于一些留学观念，
再没有比这样的讽刺更彻底的了，方鸿渐从爱尔兰人手中买到廉价的假的文凭后，回信反劝这个骗子改邪归正，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书中戏言这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用喜剧性的语言发出悲剧性的感叹，讽刺中国自战争以来的贫穷落后导致外交的失败。
在讽刺之外，我们更可看到作者的深心和忧虑。
对于分析那些自以为有名的人用笔名时说"只怕一个名太大，负担不起了，化了好几个笔名来分"，"化了好几个避免"，只是不负责任或是做坏事的表示，作者对三十年代笔名泛滥的恶劣现象，在尖锐刻薄的语言中进行嘲弄。
又如方鸿渐同赵辛楣斗口，书中写道："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这句话本来是报纸为自己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逃窜所挂的遮羞布，这里通过人物的口点出，就为读者撩开了这块遮羞布，暴露出里面的肮脏东西，巧妙地揭露了的反动政策。
像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可以说《围城》的语言处处是幽默，时时有讽刺。
总之，《围城》的讽刺艺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社会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
因此，钱钟书独特讽刺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主要参考篇目 1、《围城》面面观 周锦著 2、试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张丽丽 3、略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吴国分 周少青 4、论《围城》的 讽刺艺术
张如法 5、浅谈《围城》的 讽喻艺术 张嘉敬 6、评《围城》的 冷嘲热讽
黄国彬 7、试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曾国农 8、《围城》与中国现代讽刺小说 王卫平
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当代文学的传播学视角观照【3】
一
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身处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文学的存在现状和发展趋向受其制约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并构成了当代“文学场”，在如此时空关系里，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都具有其新的特点。
一种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特点、多元并存的新的文学格局正在构建之中。
传播是“人类关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且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
(1)就传播学的核心概念而言，它是人们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分享。
那么，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着眼，什么样的信息拿出来让大家分享?是谁拿出来这些信息?通过什么渠道或载体?谁在分享?信息制造者是谁?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和场合以这种方式显示出来?能产生什么效果?等等。
对这些从传播学原理出发所提出的问题的探究，使我们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文学传播语境上。
人们常常用“后现代”或“后新时期”等概念来为当今社会转型命名。
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伴随着资本的流通以及商业广告与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噪，人们的消费欲望被点燃起来，在市场流通过程中逐渐衍生成一种“消费主义文化”。
那些以守护灵魂家园为文化使命的文人敏锐地意识到“今天时代的热点不在精神而在物质，不在追求完善而在追求舒适。
形而上的道远水救不了近火。
形而下的器则有益于生存……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世俗的、浅表的、消费文化繁荣的时期”。
(2)这正是当代文学生存的处境和传播语境，一切都在消费当中，物质的欲求、观念的更新、信息的分享等，最终都可以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消费现象。
大众传播媒介多声道、立体声的传播，不仅刺激起消费的欲望，而且正是通过媒体消费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与这种“后现代”的消费主义与文化相联系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消解一切。
在消费过程中，同时也在进行着消解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消解着传统的中心意识。
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当今中国文学已从结构的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滑落。
身处这样一个消费与消解的时代，正如马尔库塞所洞察的那样，它们“限制着升华的领域，同时也降低了对升华的需要”。
(3)受制于时代的语境的变迁，文学的价值被重新定位，现今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文稿竞卖、作家签约、媒体炒作、自由撰稿人、快餐读物、小说百强等等，一一映证了这种文学生态环境和价值趋向正在发生改变。
既然有新的要素注入文学领域，对文学的认识把握就需要有新的视角、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与之相适应。
现代社会是传播业发达的信息化社会，文学不仅不可能置身于传播环境之外，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在规定性还促使其积极参与其中，文学要满足社会对它的需要首先得表明自己的存在，需要有媒介来负载它们，使其能往来穿梭于社会大众之间。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文学与大众媒介传播之间有着精神文化和物质利益双重密切联系。
进入市场后的文学，同样也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着。
其实只要我们掌握媒介的特点和运行规律，对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种种文学现象是能够把握其脉络并加以解读的。
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市场化背景下的运作，一种新的文学关系出现了，即“作家——传播者——受众”，以及与之对应耦合的“文本生产——媒介传播——文本消费”这样一种结构功能关系。
这一文学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引入了一个中介层，而不同于以往作家与作品、读者与作品那么一种简单的、封闭的文学联系。
作家思考什么、写什么，读者愿看什么、希望得到什么，有如一堵墙分隔开来，彼此互不相扰，显得非常陌生。
作家作为主体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兴趣爱好和内心的使命感自发地创作，当然，有时也会结合政策背景来写作。
相对而言，读者只是被动选择，他们的要求、愿望，还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渠道表达出来。
作家对此不了解，似乎也不太关心，即使作家与读者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也是非常松散的、可有可无的，对文学的影响无关大局。
所谓纯文学多少与这种文学关系有关，是其关系下的产物。
而在“作家(文本生产)——传播者(媒介传播)——受众(文本消费)”的结构中，三者之间存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动态协调整合过程，是三方有机地结合，彼此互动参与文学活动的三方主体地位都能得到充分尊重。
读者市场的因素进入文学活动中，作家的写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旦失去了读者市场，作家、作品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那么读者市场如何产生?如何把握?媒介和传播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媒介直接与受众发生联系，对其接受的品味、爱好、注意力等及其变化因素，不断进行收集、分析、整理，并且通过供给运作(有时是炒作)的方式来制造市场需求。
同时，把读者市场信息反馈给作家，作家们又根据这些信息创作出新的作品，再由媒介推向读者市场。
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双向运动过程。
文学的生成机制、生存状态、影响方式、反馈原理、运行规则等都在这种结构功能关系中得到实现。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它为我们考察文学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便于操作的方法。
二
当代文学丰富多彩、形形色色。
这里我们就当前文学引人注目的发展新动向即文学商品化、多元化、多样性、娱乐性和平民化等四个方面，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加以观照，分析媒介与文学之间如何发生影响，从中把握当前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文学运动的规律。
1.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引发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系列变更，文学商品的命题便摆在我们面前。
当然，文学不同于冰箱、彩电那种有具体实物的所有权可以转移的商品，这些商品能进一步通过成本核算、利润分成，最终把它们的交换价值量化出来，并以价格形式明码标价供消费者选择购买。
文学满足人们(或者说是消费者)的需求是在于它的精神价值，这是文学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其交换价值无法衡量出来，退一步讲，即使有交换价值可以得到交易双方认可，它也不完全是以市场原则进行等价交换，最典型的一例，要数广播电视媒介的文学传播，听众、观众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份免费的文学午餐了。
那么，文学的商品属性究竟如何认识?其价值如何在市场中得以实现? 从对文学关系中的媒介功用分析，能够较为圆满地解释这些问题。
现代社会媒体的运作在经济上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支持，或直接出钱，或给予优惠的保护性政策;另一类则是主要在市场中依赖广告的收入。
后者已日益成为当今传媒的基本生存方式。
从商品经济角度来认识，现代受众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传播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或卖方)，而广告商是买主。
广告的传播在不同的媒体上有版面、版位、时段、次数之分，是可以量化的，而媒体在对受众市场的占有率诸如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上座率等等，又是广告商选择媒体投入广告资金的重要市场依据。
这其中媒介努力要做好的就是充分发挥其信息传播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需求，为受众提供良性的服务，树立品牌形象，巩固和扩大受众群体，以期获得更多来自广告方面的经济收入。
受众也并不是得到一份免费的午餐，他们在接受信息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被媒介打包出售给了广告商。
简而言之，文学的商品属性是通过媒介实现的，而媒介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就在于它不仅是文学的载体，同时也是广告的载体，而广告便是一种商业性的传播活动。
如此一来文学的商品属性便得以确认，文学的运行伴随着商业色彩也就顺理成章。
最突出的就是媒体炒作，这是媒体本质特点所决定的，它们要不断地向社会公众传递信息，如果都是常规平淡的信息吸引不了大家的注意，需要通过制造热点的方式来达到聚集人气的效果。
我们从一些港台作家作品和影视剧进入大陆市场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
在文学的媒体炒作之中，作家是一种资源，出版商是背后的策动者，而大众传播媒介是具体的实施者，大量的个体阅读者成了跟风者，文学市场在其“共谋”之下被牵引着。
显然，文学的商品化以及对文学的媒体炒作，直接受到商业利益驱动，媒体所追求的是时效性和实利性，文学所追求的是对人的关注及终极价值等问题，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毫无疑问，过度的人为炒作会对文学构成一定的伤害，但商业因素的参与，也给文学原有的价值体系注入了新的因素。
2. 文学的多元化、多样性是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相一致的。
我们还是从“作家(文本生产)——传播者(媒介传播)——受众(文本消费)”文学完整的传播活动的参与三方出发，来分析文学的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
就媒介而言，以往的那种计划经济的、等级制的、仅为官方喉舌作用的大众传播媒介体制已经消解了。
新的媒介体制具有面向市场、服务大众、功能多样、有自己话语地位等特点。
在新媒介体制转换生成过程中，文学媒体经营出现两方面的变化：一是调整方向，由严肃文学、纯文学向通俗文学和大文化方向发展。
现代读者的阅读口味更爱读切近社会和生活的读物，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二是继续高举文学的大旗，同时又积极寻求文学媒体的出路。
此时文学媒介的经营主体有了新的变化，如《萌芽》依托《新民晚报》的支持，《山花》和黄果树集团联办等。
这些变化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媒体的经营模式，或是在内容对象上进行拓展，或是以资本为纽带引进新的投资经营主体，其经营理念和手段也相应地给文学带来新的成分。
作为载体媒介出现的多元化、多样化，自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文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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