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不对等性
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不对等性
摘要：进行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重文化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恰当的切合点。
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做出适当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语中得以再现。
关键词：商务英语;文化差异;不对等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语际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间的传递。
文化背景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
从事国际商务英语翻译要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尽量按照国际商务英语翻译的4Es标准做到文化信息对等。
然而，文化信息有时很难传递到译入语中，结果对等的标准就不能完全做到。
一般来说，导致文化差异有以下几个因素：
(1)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例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不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兽。
在中世纪，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
另外，dragon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
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
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老虎)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
再者，tiger一词收在1993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增补本第二卷》(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dditions SeriesⅡ)中的释义：A nickname for any one of the more successful smaller economies of East Asia, esp. those of Hong Kong，Singapore，Taiwan，and South Korea.(任何一个在经济上较为成功的东亚小国或地区，尤其指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
)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
(2)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
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
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
而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
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
但是，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
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
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
经商时，商人希望“开门红”。
经营赚钱了，大家都来分“红利”。
某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发给他“红包”。
(3)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
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
例如，中国历史里，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
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
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
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
“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
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
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
“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
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连锁店)。
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的不同因素的影响。
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
①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
例如，汉语里有许多用数字开头的词语，如“三心二意”译为neither off nor on.“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这些词语通常不能按字面意思翻译。
②原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
例如，英语中的uncle指任何和父亲平辈的长者，但在汉语中我们却分别有叔叔”和“舅舅”。
③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
例如，英语的green eye，翻译成汉语是“红眼病”，而不是“绿眼”。
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
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
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
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①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
②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
例如，将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与“好酒”联系起来。
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
不过，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好酒的联想。
③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
例如，Nike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
传说中的Nike身上长有双翅，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
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
“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女神。
翻译中文化信息已经丢失。
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
东西方人有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所以，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
此外，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
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
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
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那就是最理想的了。
但是，往往因为文化差异，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这时，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圆融，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参考文献：
[1]刘醒吾. 经贸英语口语[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2]李平. 国际经贸英语教程[ 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9。
[3]王学文. 新编经贸口译教程[ M]. 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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