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呼兰河传》看萧红对精神痼疾的批判

时间：2022-10-08 19:19:30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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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呼兰河传》看萧红对精神痼疾的批判

　　摘要：萧红通过对呼兰人精神痼疾的展示批判，拓展了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劣根性”这一创作母题。本文试图从呼兰人物化的生命形态和男权观念中的女人两个方面探讨萧红小说创作的内在意蕴及对鲁迅对精神痼疾的批判精神的拓展。

　　关键词：呼兰河传萧红物化男权鲁迅

　　对于生命层面的麻木，鲁迅小说没有自觉地涉及。鲁迅展示人物的灵魂麻木，笔触耕耘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而萧红戳到的是生命层面的痛穴“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的，顺受了。”萧红的文字里，表现的是更加本原、更加永恒的苦难。

　　一、《呼兰河传》中物化的生命形态

　　《呼兰河传》比之于《生死场》，情感上要细腻得多，文字也开始打磨得比较漂亮，三十岁的萧红用一种较为包容的眼光看特愚昧的故乡，看待那些麻木的心灵，当她写到童年的记忆，写到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那些蝴蝶、蚂蚱、蜻蜓时，笔触仿佛还有了一些温暖一些阳光的气息，但它与《生死场》在本质上的凄冷、荒寒是一致的，刻划的是这些渺小卑微的生命在肉身意义上的痛苦和灵魂意义上的麻木。这些许温暖更映衬了心灵荒寒、灵魂死灭的存在的可怖。

　　叙述者变得更为深藏不露，仿佛没有了生死场里那种撕心裂肺似的直截呐喊，但我们仍旧能感受到作者悲悯的眼光在文字之上流淌，在那些表面温和平静的故事里头，有着她泣下的血泪：“人生何如，为什么这样的悲凉?”

　　在以物为中心的观念的支配下，他们淡化或消解了各种亲情、友情，变得极端自私、冷酷、麻木、专横，恃强凌弱，沿用着动物的生存法则：金枝的母亲吐痰时总是下意识的将痰吐到女儿脸上，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是把女儿当痰盂了?成业夫妇发生争吵，成业在一怒之下把才出生一个月的女儿当出气筒，活活给摔死，埋葬在乱坟岗，成为野狗们的美餐。胡家婆婆儿子身上残留着二十多处伤疤，有的大如碗口，都是父母留给他的纪念。为什么长辈对晚辈如此专横，凶残，冷酷无情?原来他们是把晚辈当作将来可资利用的物——“养儿防老”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们现在还需养育，白吃白喝，需要付出成本。为平衡心理，自然就可以任意支使和支配这一物了，于是便形成了以长者为本位的定位和格局，派生出以长辈为中心的系列规范、秩序和观念世代沿袭：他们的思想就是标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的说话就是金口玉言，他们的行事就是世人的楷模，他们掌管着从物到人的定夺权力，他们的命令必须遵照执行，他们恪守着上千年积淀的传统和习惯。

　　呼兰的女人们为什么大多喜欢惩罚孩子?因为代表强者的丈夫虐待了她们，她们就反过来虐待更弱小的孩子。心理学家认为，如果某一特定心理要素原来所囿于的心理能量减退或消失了，那么与此相等的心理能量就会在另一要素中出现。也就是说，“精神能量是不会白白消失的，它不过是从一个位置转移到了另一个位置” 。呼兰的女人在精神和实力上是无法同她们的男人相抗衡的，由此导致了她们心理的失衡，变得性情乖戾。为求得心理平衡，她们就会向更弱者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怨气，转移心理能量。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呼兰的女人为何热衷于以暴戾的方式和手段，在维护“正统”秩序的形式下惩教孩子。而孩子则在父母的专横和压迫中屈辱地成长，自小便接受了这一教育模式。他们将来长大成人，对下一代亦重复着父母们对待他们的一切，形成恶性循环。萧红似乎像当年的鲁迅，面对蒙昧的世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声。

　　萧红沿着鲁迅开创的道路，深入挖掘并深刻表现了国民生存的状况。呼兰的男女们背负着“几千年来精神奴役的创伤”，在人生的苦海中彷徨，他们至死也弄不明白自身苦难命运悲剧的原因，他们往往求助于虚幻的鬼神迷信作为灵魂的超度，完全迷失了人生的道路和方向。他们只是“习惯”地顺应现实，盲目地追随传统，彻底放弃了对人的自然灵性和对真善美的人性追求，完全抛弃了自身存在的生命价值和本体意义，陷入了生存表象和生存本质相分离的悖论。从这个层面上，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制度、封建秩序和封建意识的反人类、反人性的本质，而这正是萧红小说创作的内在意蕴所在。

　　二、女性独特视角下男权观念

　　在呼兰男人的传统观念中，女人也是可以任意支配的物。他们认为自己是获取庄稼等食物的主要生产力，是家庭生存的依靠，因此在家庭生活中理应享有特殊的权利和地位。因而在呼兰，不管在外面多么懦弱无能的男人，如人前唯唯诺诺的二里半，在家庭中都掌握了话语权和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控制权，要打要骂，只能由他，其他成员惟有默默忍受而已，形成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和社会伦理观念。女人除了操持家务，庄稼地里帮忙干活之外，只是男人泄欲和生子接代的工具，夫妻之间并无多少情感可言。成业见到已怀身孕的金枝，“不是想亲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地讲些情话，他只是本能指使着要动作这一切”，表现出禽兽般的需要。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丈夫在她患病之前，到处把她作为人前炫耀的资本，可是当她瘫痪，丧失了作为一个物的使用价值之后，就被遗弃了，受尽了家人的冷眼、虐待，“宛如一个人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听任她“……排泄物淹浸了那座小小的骨盘……，臀下是腐烂了，小虫在那里活跃……”

　　中国传统妇女在上千年的封建教化中，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男权观念的影响，被迫承认“男尊女卑”这一现实。在她们的心目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意象：男人像“石块”、“太阳”、“老虎”、“禽兽”和“猫”，女人则是“老鼠”、“猪狗”、“稻草人”和“罪人”。她们遵循着千百年来既定的观念：“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道德价值取向，对自身的生命存在缺少认同感，缺乏独立意识，带有极强的依赖性和奴性。她们被动而消极地顺应男权社会，只能成为这个弱肉强食世界中的牺牲品。

　　萧红把女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共时描写的艺术处理，更加突出了女人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和身心遭受的痛苦：“夏天，狗在后房草堆上生产，母猪的肚子也大了起来，五姑姑也在生产，土炕上扬着灰，她光着身子，像一条鱼似的趴在那里”;当王婆接生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正在生小猪”。在这庄上，谁家养小孩，一旦遇到孩子不能养下，“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孩子从娘肚里硬搅出来……”，而生产的女人则悲壮地“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

　　在女人的观念中，“身体也许就是生命之意义的起点和归宿”她们把身体交付一个男人之后，就意味着把自己的灵魂也托付给了这个男人，她们需要异性的呵护，希望异性的温存，企图实现肉体和灵魂的统一——希望和幸福感受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女人最大的满足。但是，现实生活的残酷，作为人妻的艰难，使得她们现实中的我，和理想中的我发生了严重的分离，如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栽培着自己的痛苦”，致使她们生命的一半永远缺失;她们的灵魂如四处游荡的孤坟野鬼，在旷野中发出了凄厉的呐喊。金枝在经历了成业的虐待、进城受到男人的欺侮之后，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万念俱灰，想出家做尼姑。成业的嫂嫂在丈夫面前就像一匹小鼠：“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头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她们找不到希望和幸福的彼岸，屈辱地生，屈辱地死;被打入地狱，万劫不复。

　　可以看出，萧红在对女性的生存和命运的表现方面显示出她独特的视角，在鲁迅对被损害被侮辱妇女形象塑造的基础上又有拓展和挖掘。

　　如果说，鲁迅是以理性判断和推理的思维方式，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切入女性文学题材的创作领域，塑造出祥林嫂等生活和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典型妇女形象，反映封建意识和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摧残，借以证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必要性，那么，萧红则是以女性细腻而深刻的情绪体验和女性代言人的真实叙述，从女性视点切入同一领域，诉说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女人从生理至心灵所遭遇的一切痛苦和不幸，用原汁原味原生态的生活体验来印证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深刻主题。她以女性作家的独特视角，将女人从生至死的一切过程和体验真实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并以女性代言人的身份倾情叙说，向封建意识和封建桎梏对妇的残害发出了愤怒的控诉。应该说，萧红的这一创作视点，确实是反映和表现中国妇女生存状况、不幸命运的最佳“好望角”，弥补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男性作家由于性别限制而难以深入表现女性生理、深层意识和情感体验这一“死角”而带来的缺憾，有利于对鲁迅开创的被损害被侮辱妇女形象塑造和题材进行拓展和挖掘。显然，选择女性情绪体验和倾情叙说的体验这一角度，切入中国妇女形象或题材的表现领域，这是萧红对鲁迅批判精神的发扬光大，也正是萧红小说创作深刻的内蕴所在!

　　鲁迅和萧红由于性别、年龄、生活环境、人生阅历、情绪体验和文化视野等差异的原因，自然而然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如果说鲁迅是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发起反封建文化的思想革命，那么萧红则是以女性的切身体验和倾情叙说印证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必要性;如果说鲁迅是在反封建意识的正面战场冲锋陷阵，那么萧红则是紧随鲁迅这一旗手侧面迂回;如果说鲁迅的创作充满着理性色彩和批判精神的阳刚之气，那么萧红的小说则体现了女性心灵表现和低吟浅唱的阴柔之美;如果说鲁迅的创作为阐述深刻的思想而表现了对写实手法的刻意追求，那么萧红的小说则体现了她对写意手法的情有独钟……萧红一生将鲁迅奉为精神导师，她的创作深得鲁迅的精髓，鲁迅也十分看重这位才华横溢的私淑弟子，给与特别的指导和关爱，他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鲁迅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成长和发展倾注了心血，萧红没有使先生失望，她以自己的勤奋和才华绽放出现代女性文学的灿烂花朵，她和其他女性作家一起，顶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

　　如今，萧红静静地躺在香港的浅水湾。在这个充溢着浓郁商业气息、讲求实利、嘈杂而喧嚣的城市，人们是否还记起她?这个一生漂泊，孤苦无依，命运多舛，寻找光明的弱女子，在上个世纪中国社会面临更新和转换的时期，以自己的青春、热血、真情和杰出的才华，忠实地实践着鲁迅开创的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的精神。她试图在有限的生命和创作生涯中，以孱弱的身躯默默地扛起国民精神重铸的大纛，通过对我国北方的一个地域的深入剖析，批判我们国民精神中的痼疾，探寻中国社会发展停滞和徘徊不前的根源。她以不懈的努力追求和不朽的小说创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铸添砖加瓦，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她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

　　参考文献：

　　[1]贾剑秋.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

　　[2]陈继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3]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上海：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4]张瑞英.萧红小说中的生命形态及其言说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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