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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精神之主潮的贯通
现实主义作为惟一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三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是经由分化而独立、独立而强化、强化而断裂之后，又开始由断裂而强化、由强化而独立、由独立而淡化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现实主义精神之主潮的贯通
摘要：文学创作方法是作家艺术地认识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基本方法，它客观地存在于文学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并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
这些作品无论怎样充满了独特的个性特征，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一些共同性的创作规律。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其创作理论的形成绝非偶然，绝非一成不变，尤其是现实主义精神的贯通与传承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古典传统现实主义、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疑问地构成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三大理论渊源，并由此推动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建国后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和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三次高潮。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 诗学
20世纪中国文学之于现实主义，远非一个创作方法的简单采借和运用，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于文学内里织人与贯通的根本性问题。
精神的内存和依凭，使得百年文学之诗学质涵有了鲜活的常青生命力。
从史学格局看，现实主义精神的以一贯之和边界的不断扩容虽已为学界所共识，然而每当面临文学新变时，其理性思维的游浮与疑虑又导掖着认知上的迷失与盲乱，致使现实主义这一知识学问题在百年文学中备受逼仄，几经沉浮而又命运多舛。
新近，直逼“三农”问题的《我是刘跃进》(刘震云)、《高兴》(贾平凹)、《马车》(孙惠芬)三部标志性作品的出现，又一次彰显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永恒生命力，及其在新的文学语境下其质涵的更加放阔与充盈。
因此，挖掘和考理百年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知识学理论渊源和艺术魅力，就有着廓清其理论困惑与浮躁的学理性认知意义。
本文从两方面就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百年贯通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形与放阔的流变史作一史线性阐发。
一、现实主义精神：主潮的贯通
勾画和考量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百年文学，其中国古典传统现实主义的潜在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它作为一种文学精神要素，深深地嵌入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每一个历史进程中。
高尔基认为：“在文学上，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较早开创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先河的梁启超认为：小说一方面能“常导人游于他境界”;另一方面还能将人之种种生活状态和思想感情“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
“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
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王国维也认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
”这些论述都是基于文学的两分视界，但实际上无论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其内在现实主义精神的主体要素是明显的。
以中国文学的发展为例，《诗经》里的作品既有如《国风》关注社会的现实精神，也不乏有率意直言的浪漫情怀;
《离骚》既体现了屈原爱国主义的现实忧患，也表达了其冰清玉洁的刚烈火焰;诸子百家中既有反映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生活的现实行为，也充盈着诸子时代纵横捭阖的生命豪气;《史记》中既有大义微言、信笔实录的春秋笔法，也有大风飞扬、义薄云天的人杰鬼雄。
可以说，《诗经》和《离骚》分别开辟的写实原则和幻奇手法，诸子百家和《史记》分别开创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均深深地影响和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总体基调。
汉魏两晋时的建安风骨和玄学清谈延续了这一基调，唐代的诗学气象在李白和杜甫那里得到了相得益彰的继承。
宋代以后，中国文化中心东移南迁的态势，整个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
元、明、清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回光返照、达到另一个光辉顶点的时代，又是中国封建王朝逐渐走向没落、萌生新生的痛苦涅槃。
从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观念之演变来看，从《史记》至《红楼梦》就是一个从信实到真实、从实录到写实的逐渐演变和不断分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史学的信实现实提升为艺术的真实观念、从实录精神提升为写实理论的过程。
通过这样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才最终确立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精神、审美体系和诗学原则。
这说明，中国文学传统中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从创作精神方面的结合已经源远流长，从审美体系的构成方面出现了双水分流的渊源流变，从诗学原则方面呈现为双峰对峙的壮丽景观。
一般认为，中国文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主要以抒情文学为主流和正宗，相形之下，叙事文学一直居于次要地位。
这既有客观的社会方面的外在原因，也有中国文学传统自身演化的内在原因。
当叙述体式的小说被笼罩在史传传统的浓重阴影下，叙述文学的成长是多么的艰难!石昌渝先生这样说：“史传在文体中孕育了小说，换句话说，小说来源于史传;但是史传在精神上阻滞了小说的发展，小说克服了‘史统’的强大阻力之后才走上康庄大道。
”史传创制的叙事方式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基本叙事模式，而史传中记叙历史的秉笔直书的最高原则和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精神。
综上所述，从宋元至明清以来，业已成熟的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或写实派已形成了自身鲜明而固定的史学原则，即模拟性、逼真性和客观性特征。
相对而言，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或奇幻派也有了自身的诗学标识，即虚拟性、奇异性和寄托性。
这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幻中有真，极幻极真”，“说谎亦须说得圆”的创作理论，构成了我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美学双翼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它对中国文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奠基性作用。
虽然，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纪初曾以其反叛的姿态企图和自己的传统断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毫无疑问，从较为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这种断裂又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幼稚的。
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文学就是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框架下游走，其中尽管出现了诸如8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代主义流派的冲撞，但其文学内里的现实主义精神仍见主色，所以说，离开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渊源，就无法理解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
文学现实主义的另一分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显在影响是一个基本的文学事实。
20世纪初叶的许多作家如鲁迅、瞿秋白、巴金等无不受其影响而写下了许多批判指向至深的作品，既完成了20世纪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应有使命，又接替与延伸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
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主要表现在其充满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精神。
从审美心理机制的总体构成来看分为两种类型：即内倾型和外倾型。
以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具有内倾型审美心理机制的作家，以表现内部世界为侧重点，重在对人类的心灵世界和精神文化进行分析、批判和反思;以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具有外倾型审美心理机制的作家，以再现外部世界为侧重点，重在对人类社会的生活现象和物质追求进行暴露、鞭挞和讽刺。
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文学，就其作品的内质、创作观和审美体系而言呈现出别一番意味：(1)作品的内质。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着重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生活现象和社会弊端给予大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可谓锋芒毕露，入木三分。
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总体背景来看，它正处于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的不断上升时期：一方面，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代表的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血腥残暴、赤裸裸的贪欲，包括物欲、性欲和情欲也空前地膨胀起来。
对此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这种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又作为历史发展的杠杆在不断推进社会前进。
正是在这二律背反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自身所孕育的一种反抗力量，从本质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做了严厉的批判。
因而，这种批判绝非是一种来自于外在的批判，而是一种源于内在本质上的揭露和批判。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陀斯妥耶夫斯基对“黑暗王国”人性的残酷拷问，都让人们对特定社会制度下的人性异化和扭曲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令人不寒而栗。
(2)创作观。
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观念，建立在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他们无情地否定和批判封建统治与大资产阶级的专制、残暴，怜悯和同情普通人生活的不幸。
但在政治理想上却并不赞成阶级和暴力革命。
应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观念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可视为是合理的。
比如巴尔扎克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写了一曲无尽的挽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呼吁各阶级的“和解”，另一方面又在作品中表明这种“和解”在客观上的不可能性。
正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浪子”身份，决定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这一基本特征。
他们普遍在情感的直觉和理性的认知两者之间的二元选择中，表现出相互矛盾的态度和立场。
假如我们都以阶级和暴力革命来衡量他们，以社会主义的理想制度来要求他们，就不仅是幼稚的，而且是错误的。
(3)审美体系。
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它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在其特定的审美体系中，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的诗学原则。
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体系来看，求“真”向“善”是其审美体系构成中的最大特点。
他们无论是立志作为社会历史的“书记官”，还是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是以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作为其最高的美学追求的。
而在具体的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不断升华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具体的诗学原则：即把非常宏大的历史场景和高度典型的环境、人物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对历史的纵深感和美学的修辞方式的自觉体认。
不仅如此，他们还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展开了对人物形象的内在气质、对时代精神的心理变动以及社会环境的精神气象等等多方面的深情描画。
巴尔扎克对金钱时代的社会群体心理的透彻了解，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疏离和分裂状态的双向叩问等，所有这些关于心理描写的精彩华章，作为一种具体可感的诗学原则，体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所达到的空前的艺术成就。
如果说，中国古典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一种潜在的、存在于心理文化结构的深厚积淀中的话，那么，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则是显见的，尤其是恢宏的史诗意识以及严肃而真诚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对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20世纪初人类文化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影响了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格局，而且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作为20世纪由落后、传统的封建国家，开始向先进、现代的文明国家逐步实现艰难转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深受这一巨大历史进程的影响。
于是，在大量的西方诸种思想理论流派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就成为人们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国思想解放、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指导思想。
其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从哲学层面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西方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也恰好适应了东方文化向天人相分思维方式转变的基本需要。
另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深入考察的基础上，为克服主客两分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以主客不分的思维方式建立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观，从而形成了唯物辩证法。
这就是说，在中国是以天人合一式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唯物辩证法，以唯物辩证法自由通达天人相分观来理解主客两分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样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有效沟通和互相理解。
应该说，这种内在的沟通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形成，广泛地接受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及其相统一的哲学观，如强调现实主义细节的真实性，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主张“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衡量最高的艺术标准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出发;设想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等等。
可以看到：这些显示着现实主义文学元理论的观点，从积极方面看，无疑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是极大的补充，对作家们的创作实践是一种及时的指导，对理解何为现实主义，怎样才能实现和通达现实主义创作的至境是一种有意义的破解。
正是这一现实主义主潮的涌动，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的相关理论体系才得以完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才如火如荼，才出现了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空前的新高潮。
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范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导向与萌发，其意义显而易见。
可以说，在我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人到人们的广泛接受，一直就在政治的和艺术的两极摆动，甚至有时候两极相通，这些有关现实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在漫长的文学长河中反反复复被争论着。
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传统，也随着社会现实的不断调整，开始自觉地向开放体系靠拢。
新时期文学的创作成就，就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开放体系的文学新进程，其边界的放阔与主潮的贯通是可持续的。
二、现实主义精神：边界的放阔
现实主义文学三大理论主潮的贯通，不仅推动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三次高潮，同时在新的文学语境下，现实主义的边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放阔与深化。
概括起来说，一是“五四”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期，以新文学运动为起点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界标，这是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潮。
二是建国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期，以1942年为起点至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为界标，这是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二次高潮。
三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期，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起点至世纪末，这是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三次高潮。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曾经有过聚散整合的演变历程。
前期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水分流、双峰对峙，期间经过了中国式的现代主义的短暂兴起和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靠拢归趋，现实主义渐渐成为无可争议的主潮。
这一时期，鲁迅肩起了新文学现实主义的闸门，从黑暗王国给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带来了一线光明。
同时，在以鲁迅思想启蒙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还派生出了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形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文学潮流。
总体来看，两种潮流都继承了鲁迅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传统，都以“启蒙主义”和“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为出发点。
所不同的是前者侧重的是鲁迅“为人生”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后者则侧重于鲁迅“改良这人生”为实践目的的集群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
这一潮流的创作以革命文学为开端，以左翼作家群为主体，以社会批判和政治革命为思想主题，从而形成以革命理想主义为支撑的社会剖析派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鲁迅则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转变的中心人物。
鲁迅从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者，走到阶级解放的思想领导者，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代表了具有现实力量的进步的文化阶层。
鲁迅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所特具的角色意识，走到现代工业文明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行列，规定了他作为当时进步文化的代表所能进行的实践活动的特殊内容。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现代社会，使鲁迅不可能把眼光只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关系矛盾的揭露上，更重要的是，鲁迅在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两极结构中形成的现代小资产阶级(即市民等级)和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民角色的国民性批判过程中成为了时代的先驱。
鲁迅文学活动终其一生，主要从四个方面对社会人生进行批判：从政治角度对中国现代官僚政治加以批判;从文化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载体加以剖析;从人格角度对介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层面的现代理想人格给以匡正;从审美角度对中国现代人生存价值给以终极的情感关怀。
这就使他能够站在政治自觉的高度，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文化给予批判，对现代小资产阶级精神支柱的理想人格给予鞭挞。
所以，鲁迅不仅是结合着两个时代的思想家，而且也是超越了这两个时代的文化代表。
因为作为中国现代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现代中国没有可供其依附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的悲剧根源。
因此，他们既没有亲娘，也吮不到乳汁，只好蓦然回首，从中国传统的小国寡民、心性自由的文学天地中看到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在生产关系上的投影。
于是，他们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洪流中，只好拐进“第三条道路”。
另外，作为中国现代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右翼势力，在他们无以强大到能控制整个社会局面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妥协并依附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使他们从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无法强大起来。
鲁迅正是肩负了对中国现代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右翼势力的双重批判，他站在新的起点上，完成其思想实践对两个时代的结合和超越，从而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潮。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使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了又一个新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已被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所弥漫，浪漫主义也已渗透在革命现实主义的理想中成为作品的倾向性呈现出来。
这就使得这一阶段的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不断的争鸣和创作实践中获得了成熟。
以毛泽东的讲话为引导，确立了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大一统的局面。
这是左翼革命文学在中国现代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特定条件下政治革命需要的自然延伸;同时，以胡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自觉继承鲁迅所开创的以思想启蒙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也从文艺思想理论中不断成熟起来。
正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旗帜下，毛泽东的讲话代表了政治现实主义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胡风的观点则代表了“体验现实主义”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解放区的作家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自觉地以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来进行文学创作实践，而国统区的路翎和七月派的一些作家则与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理论相应来进行自觉的文学创作实践，从而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
在这些问题上，应该看到毛泽东和鲁迅有着同样的历史起点，但毛泽东无疑比鲁迅以更为激进的姿态，探索着中国强国立本的实践途径。
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中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
早年，毛泽东踏遍千山万水寻找革命真理和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从历史经验和实践教训中，看到了农民力量。
这样，在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的共同召唤下，鲁迅从思想认识活动的角度，达到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体认，体现了从真到美的审美倾向;而毛泽东从革命实践活动的角度达到了对中国国民性的理性引导，体现了从善到美的审美倾向。
鲁迅和毛泽东分别从各自的思想层面出发，在现实主义美学体系的旗帜下走在了一起，也就是说从新文学现实主义的真、美的审美原则，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善、美的审美原则的流变中，在对艺术审美的共同追求下走到了一起。
这是在前后相继的历史时期里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诗学原则相互作用于审美体系的一次历史发展。
诚然，《讲话》对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的影响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并促使文学创作很快出现高潮期。
从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整个审美系统出发，从创作精神、审美体系和诗学原则角度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者自身并没有获得长足、独立的发展。
两者的完全统一还缺乏实践契机。
两极相通，是建立在中介哲学的基础上的。
没有审美中介体系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就必然会走向自身的反面。
这正如，任何文化悖论的消解必须以文化悖论存在的矛盾相互发展、需要和化解为客观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条件。
现实主义的“两结合”理论在消解自身存在的思维悖论时，还必须以矛盾双方的相互发展、需要和化解为客观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条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相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应该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剥削制度废除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土壤之中，因而它不可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简单发展，而应是二者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的融合”。
因此，考量“两结合”、现实主义理论创作的放阔，其理论要点的认识就显得极为重要。
以天安门“四五”运动为起点，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标志，形成了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三次高潮。
首先，表现在前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恢复和回归上，主要以伤痕文学等为既相互交错又互相兴替的文学思潮。
同时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和挑战显得生机勃勃，从而形成了两种文学思潮互相补充、共竞共存的审美格局。
后新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不但使文学相对地走出了时代的中心地位，而且使20世纪中国传统文学本体观面临着彻底解构的可能，文学真正成为一项艰难的事业。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考量，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诗学特征，经历了这样一个“之”字型审美形态的演变过程，构成了三个易变动律的求异审美层面：即从真到美又从善到美的真善尽美的审美原则;从雅到俗又从俗到雅的雅俗共赏的审美格调;从情到理又从理到情的情理兼胜的审美情趣。
新时期文学的初始，是建立在对“文革”文学的“假、恶、丑”的批判上，并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理论逻辑起点拉开了审美的惟幕。
首先用“真”来批判“假”——即虚假的政治社会理想，用“雅”来批判“俗”——即特定的艺术创作模式，用“情”来批判“理”——即极端的绝对理性观念。
这一走向首先集中反映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两个方面。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就是要求重新确立以真和客观实践为标准，对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社会理论、思想、观念进行具体的价值判断，从而对庸俗的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的教条主义和固定经义的僵化作法做了彻底的批判。
对于文学创作来讲，就表现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及其关系的讨论，以最终确立以真为美的审美标准。
新时期前十年以真为美的审美特征的形成，主要表现在对反封建主义这一思想主题的深入开掘上。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新时期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主题却是与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严重失误和重大缺陷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时期前期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部分寻根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结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戏剧冲突性结构模式，一种是散文诗淡化型结构模式。
前者是以1979年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代表的叙述模式，主要以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为主线来编织作品，其小说思维方式仍不脱二元对立的模式。
但这种模式主要是从心理和思想层面上的冲突来构成戏剧冲突的原动力，较之于十七年文学从动作和行为层面上的冲突来构成矛盾发展的主要线索，反映出在艺术真实方面所构成的巨大差异。
后者是以1983年前后出现的反思文学和部分寻根文学为主的一种叙述模式，主要是出于对人物心理的内在思想加以艺术表现的需要，其叙述模式受西化影响十分明显。
这种叙述模式的形成主要是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等古典“三一律”式的极端化的一种解构。
90年代后，随着时代精神内在走向的趋动，人们开始以比较理性的目光审视思想启蒙中的观念上的误区。
对普遍把中国传统文化一概视为封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观念给予了理性的思索。
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9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对真实性的艺术追求和理解，开始由比较单一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主题向重建新的经济、政治、文化伦理秩序转移，也即由从真到美的审美原则向从善到美的审美原则的转移。
比如“新写实主义”开创的非深度平面型艺术结构模式，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体验、新市民小说创作中得以延伸，逐渐向深度立体型艺术结构模式实现转移。
同样的问题反映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审美嬗变上。
在新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使典型环境具有了各自所能包含的特定的深刻思想内涵。
比如，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其闭塞落后的环境给人以沉重压抑之感，这是浓缩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后浸泡熏染下的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南方乡村小镇的典型环境。
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由于建设新中国、歌颂新事物的主题，使典型环境的描写具有了浓重的政治内涵、充满了坚定的必胜信念。
如路遥笔下的双水村、黄塬、大牙湾煤矿等既落后闭塞又受现代风气所感染的“城乡交叉地带”的典型环境，给人以与现实生活抗争的勇气和奋斗的希望。
正是在新时期这样一个具有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中，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形象就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诗学特征之一。
在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典型化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很快打破了梁生宝(《创业史》)、高大泉(《金光大道》)式的单一化、程式化，一个阶级一种典型的偏差，人们更多地是把社会主义的“新人”作为普通的但却具有一定思想和个性的人来理解。
从整个创作演变来看，先后出现过一种身份一种典型、一种身份两种典型和非善非恶、亦善亦恶的典型化塑造模式。
尤其在人物性格组合论命题的提出和西方现代小说美学中关于圆形人物、扁形人物等理论的吸纳，应该说，这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有着很大的助力，
使本时期一些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们都能普遍把人物形象的塑造放在历史与伦理、感性与理性、正义与公理、大是与大非、善与恶、物质欲望与精神追求、个人与全局等二律背反的矛盾斗争的砧子上乃至文化悖论的旋涡中，给予无情透视和残酷锤炼，因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而久远的。
可见，真的初始，美的推衍，善的趋成，构成了本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真善尽美的基本审美原则。
陈平原认为：“如果用民间文学(俗文学)、高雅文学(文人文学)和通俗文学三者的消长起伏把握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那么，20世纪以前基本上是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对峙。
”可以这样理解，文学的雅与俗，只有在双方对峙中才获得意义。
因此，把雅俗文学的有限间隔作为一种重要文学现象来考察，就很有必要。
实际上，正是雅俗文学的中心与边缘的相对位移，才构筑了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的诗学特征。
新时期以来，由于审美属性的强化和新的美学原则的不断崛起，虽然政治文学的单一审美属性被打破，但文化的“雅”化一时还不能完全被人们所认同，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的诱致，通俗文学便乘势而兴，
于是促使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雅俗互动中交替崛起，形成了以大量雅化的通俗文学和俗化的高雅文学两极共构的景观。
这一走向表现在以下问题上。
(1)创作主体意识的演变。
从新文学运动的“新民”意识到当代文学中的呼唤“新英雄人物”，创作主体意识的着眼点实现了从俗到雅的变迁。
新时期以来，从文革文学中的“假大空”和“高大全”式的新英雄人物身上下移到了有血有肉、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身上，创作主体意识的审美视角的进一步下移，表明了新时期文学从雅到俗的内在转换。
这种转移到了90年代以后，又以新写实小说等人物角色的彻底下移，体现了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平民化与当下的底层写作热点，昭示着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新的企图，这表明当雅文学沉入谷底时，另一种雅化的创作主体意识又会重新崛起。
(2)作品叙述语言的变化。
新时期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反封建主义思想启蒙的文学主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任务共同规定了政治化叙述话语在一定时期和特定文体中的存在。
对此的解构是以大量的通俗文学的兴起，西方现代文学的引进，古代汉语语言功能的重新发现和其他各种艺术语言的大胆吸纳为开端的。
通俗文学中大量的俗语、方言等，使这种被政治化观念严格过滤后的纯净的叙述话语变得不再纯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另类“陌生化”叙述语言，更使政治化叙述话语的表述功能显得捉襟见肘;古代汉语质地厚重、凝练含蓄的语言特性使政治化叙述话语显得语义浅狭;而其他艺术形式如音乐语言等的移用，加强了语言的旋律感、简明性。
这些优长之综合使现实主义文学语言表达更为开放与鲜活。
(3)读者接受类型的聚散。
有论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新文学接受史主要经过了“启蒙”、“正视”、“主导”三个阶段。
“启蒙”是作家以一种“俯视”姿态看待读者大众，“正视”则是以平等甚至钦仰的姿态去看待读者大众，“主导”则是指以工农兵大众为作品主人公的主导性创作倾向。
如果说，上述三个阶段是新文学的读者接受类型的话，那么，建国十七年文学接受史则主要经历了“正视”和“主导”两个阶段。
而新时期文学的读者接受类型却有其聚散两间的特点，即有对建国十七年文学的“主导”型接受类型的批判，又有与读者从众关系的新变化。
如前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关注和参与现实的激情，寻根文学里作家们看到了自身所负载的同样深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90年代中后期，以新写实小说为开端，标志着作家平民意识与参与现实生活的审美视角的出现。
这样就造成了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的一种差异：由新时期前期的热情关注大众和启蒙民众向后期的只关注个体自身的物欲和情欲转变;由新时期前期的作家具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立场向后期的亦善亦恶、非善非恶的纯客观中立的立场转变，并把淡化政治、躲避崇高、消解深度、反审美作为一种时尚。
至此，文学由“雅化”沉沦到“俗化”的最低点。
而90年代后期以新现实主义文学为起点，重新调整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和以雅抗俗的努力，又显露出了新的端倪。
新时期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为契机;另一方面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传统观念给予批判。
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的理性思维，前者以提倡真实性为文学审美的基本前提;后者以张扬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为文学审美的基本态度。
作为以反封建思想启蒙为基本主题的80年代文学，正是以理性的审美意识，吸纳了西方现代个性主义和个体自由观念，以及文学主体性理论来匡正“文革”时期以情代理的挤压学理的偏执，从而以承认个体的欲望为现代人生的基本权利、正当要求和人性的重要内涵的学理指归，实现了从情到理的审美情趣的演化。
1985年，寻根文学的衍起，文学主体性与“文化热”的粘连，使得以情反理的审美情趣发生转向，即由绝对的个体主体性原则通向了绝对理性原则。
因此，文学创作再次充斥着大量的政论色彩和文化决定论的迷雾。
然而，90年代以文学个人的价值实现为中心的泛道德和价值观念，以拒绝中心、躲避崇高以及价值中立等方式来回避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建，使理性观念急落下移，再次伸向了个性自由观念的情感回路。
与此同时，90年代后期，被誉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新现实主义”文学，又有从这种以个人价值实现为中心的泛道德化观念中走出来的迹象，如谈歌、刘醒龙、关仁山、何申等作家的创作。
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再次从理到情的演变，可见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情趣是在一个不断从情到理，从理到情的观念滚动中推进，其情理兼胜的审美效果是为鲜明。
综上所述，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在以下三个层面上产生了三大审美流变：一是创作精神。
从80年代的思想启蒙到90年代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演进。
这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规律的历史过程，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审美体系时代精神的本质对象化;二是审美体系。
以真为美向以善为美的转折，在审美活动中寻求主观世界的合目的性和客观世界的合规律性的统一(美)的转折过程。
这标志着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真善美审美体系的本质自由化。
三是诗学原则。
从真实性、典型性和倾向性角度，界定真善尽美、雅俗共赏、情理兼胜的审美特征。
这标志着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审美体系多样化修辞方法的本质具象化。
现实主义作为惟一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三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是经由分化而独立、独立而强化、强化而断裂之后，又开始由断裂而强化、由强化而独立、由独立而淡化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作为20世纪一个最有影响的文学思潮，它的文本求异的演变史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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