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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化文论体系构建的思考
人的存在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的存在是文学理论存在的理由，中国化文学创作活动的存在是中国化文论存在的理由;因此可以说，人是一种永恒;文学是一种永恒，文学理论也是一种永恒。
对中国化文论体系构建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文论重建;“中国化”“民族化”原则;“中国化”文论的重要资源;应用价值
[论文内容摘要]全书的关键词是“中国化”，那么，重建一个具有中国化、民族化特色的新的文论体系，应是这一课题研究中颇值得参照的核心理念或方向。
吴家荣教授在书中隆重推介并表述了自“五四”以来“中国化”文论的产生及其建树，弘扬了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文艺观及其文艺思想的精华所在。
这些无疑都是重建“中国化”文论体系的重要资源。
然而，对当下文学现象及经验的全面总结、对西方理论的合理“引用”和有节制地“拿来”，对中国古代文论中仍然富有生命力的某些精华进行现代转换，都是构成“中国化”文论体系不可或缺的资源。
资源或许是丰富的，取之不尽的，但“中国化”、 “民族化”这根金线却必须贯穿始终，唯有符合中国国情、文情、学情，重建的文论体系才有应用价值，才会走得更远一些。
有关传统文学理论体系已经“瓦解”，新的文论体系亟待重建的讨论乃至争论，是文论研究领域近两年来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尽管人们对传统文论体系已经“瓦解”说的意见或看法不尽相同，但对于文论体系需要重建的倡言及其论证，却在不谋而合中达到一种共识。
然而，究竟应该重建一个怎样的新的文论体系，似乎又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难以匆匆作答的问题。
而吴家荣教授的论著《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恰在这时出版发行，无疑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所观照，也有所启悟。
滞后的文学理论已经跟不上当前文学实践活动的步伐和要求已是不争的事实。
围绕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甚或争论是有必要的，但争论之中应当警惕形成新的“话语霸权”，即在众语喧哗之中突然冒出个什么“权威”——犹如老鹰入林，从而导致文学理论何去何从成为一“权”之言。
在这场尚未终结了争论中有一种声音是值得关注的，这就是主张重新建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体系。
这显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文学实践活动发展了，变化了，文学理论也要跟上这个发展与变化，那种早已显得疲惫不堪、了无新意的文学理论体系势必要打破重来，这是当前摆在文学理论界同仁面前的一个最为迫切的任务。
倘若这能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少一些无谓的争论，多做一些文论重建的实事，才是重振昔日文学理论一度拥有的衣袂飘飘或飞天之姿的有为之举。
当然，文论重建是一条复杂而艰辛的长途，对于每一个有志于斯的文论研究者来说都是一次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旅。
不过，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并且已经做出成绩来的学者比参与这场争论的学者多，他们写出来的理论文章或专著虽然不能说能成为文论重建的范本，但起码可以为文论重建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理论资源或文学经验资源。
不久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再版的安徽大学中文系吴家荣教授的著述《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就是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书。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文学理论是否已经“瓦解”的争论屡屡见诸报刊，一时间众语喧哗，异声四起，以致文学理论界的各路“神仙”纷纷冒出“山林”参与这场争论。
从“瓦解”说者有之，斥“瓦解”说者有之，不从不斥乃至另立一说者有之，时下还远远没算划上句号。
尽管那种认为文学理论已经全盘“瓦解”的观点未免偏激，但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早已渗透在我们血脉之中的文学理论即便是当下大学课堂还在继续讲授的一些文学理论命题，究竟对当前呈多元走势的文学实践活动还有多少实际的指导意义?这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吴家荣教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斐然。
前些年我曾认真拜读过他的另一部著述《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受益匪浅，于是在教学中就直接把这本书当作讲授新时期文艺思潮课的第一手教材来用，竟然很受那些专升本学员的欢迎。
在那本书里，作者虽以史为金线，但特别之处却在于全书以金线串“双珠”，这双珠就是“文学理论珠”或“文学实践珠”。
作者站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制高点上，俯瞰或梳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活动在各个时间段里所迸发出来的浪花乃至急流，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对理论思潮和创作思潮进行了相得益彰的把握与探讨，
比较客观地总结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活动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双重发展的轨迹与格局，让人对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发展脉络一目了然。
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熔理论思潮和创作思潮于一炉，将两者综合起来加以研究，支撑起来的是新时期文艺思潮发展情况的整体构架，显得全面、完整而不失之于偏颇。
吴家荣教授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文学创作潮流的风云变幻是十分熟悉的，可见他在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及其文学创作活动的研究与探讨中，走的是自己认定的中国化的路子，
注重对本民族文学理论生成之根的守望与挽留，而不像时下某些学者总是跟在西方学者的屁股后面拾人牙慧甚至不惜蹈空袭虚弄出一些花拳绣腿的东西。
此一类所谓学者往往吃里爬外，动辄搬来一些吓唬人的东西在那里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故作高深，以图“技压群芳”，“独树一帜”。
吴家荣教授是务实的，他始终把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活动当作自己研究与探讨的目标，坚持遵循本民族的文化背影和文化特色去考察各个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活动的发展与变化，所以他的探索与尝试总是事半功倍、收益多多，为圈内众多同仁所看好。
如果说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仅仅是他中国文论研究之路中的敲门问路之作，那么这部《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便是他在走中国化文论研究之路中修得的一枚正果、硕果，它们虽远近大小各不同，但在中国化这一立足点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一书仍然保留了《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一书的本色，在“中国化”这一根本思想的指导下，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创造活动两个方面展开探讨和研究, 从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观的形成到新时期某些文学理论命题的确立，都贯穿在“中国化”这一纲领之中。
应当说，文论中国化的倡导由来已久，但进入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里，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卷入，加之国内某些研究机构和某些学者又不惜照搬照抄以致当作自己的看家本领，使得“中国化文论”一度变得暗淡无光，似乎成了时尚文化边缘的一道“农家土菜”, 自然不被那些以“文论西化”为时尚之流所青睐。
当前，文论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强调文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声音也不只是一蝉之鸣，多数学者在这一原则立场上是一致的，对重建中国化文论体系是充满信心的。
尽管我们已经承认原来的文学理论体系已不适应当前的文学创作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已经死了，不能更新了，再喧闹再活跃再广泛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终究不能替代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自有它存在的文化基础和各种理由，
只要文学不会消亡，文学理论就不会消亡，文学批评就不会消亡，那种认为文学行将消亡的看法或叫嚣不过是一种“青光眼视力”所致，不必加以理会。
人的存在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的存在是文学理论存在的理由，中国化文学创作活动的存在是中国化文论存在的理由;因此可以说，人是一种永恒;文学是一种永恒，文学理论也是一种永恒。
西方文学和西方文论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熠熠生辉，就在于它们具有西方化或本土化特征;那么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要想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流光溢彩，我们就要坚持走中国化的文学创作和中国化的文论重建之路，唯有如此，我们的文学和文论才能成为世界文学乃至文论之林中的一枝奇葩。
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28页)。
文学创作是这样，文论建构也是这样，而文论重建的核心问题也正是要体现出这一点。
所谓文论重建要中国化，就是指文论重建要有中国特色，这既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南的指导作用，也不排斥外来文学理论的有益补充，而强调中国特色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土壤、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遗产，
将我们血液里流淌着的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精神融入到新的文论体系之中，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为我们所适用的部分熔为一体，同时也不妨有选择有鉴别地引进外来文论中的有益成分，如此，重新建构起来的文论体系就不再是那种全盘“马克思化”或那种动不动就冒出来一些吓唬人的土不土洋不洋的东西。
重建中国化文论体系，就是要在充分研究中国当前文学创作的潮流和发展潮流的基础之上进行，全面总结和概括当前中国化文学创作活动的新经验新方法新流派，解决文学理论一度甚至当下仍然无法解释或无法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勇敢地面对西方各种文论和思潮的挑战，大胆地将“中国化”这张王牌打出去，让西方文论制造者们能从中看看中国化文论的新面貌和新风尚，从而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独特魅力。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吴家荣教授的《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中受到一些启发和激励。
吴家荣教授以“中国化”为这部文论专著冠名，就是要体现中国化文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要强调中国化文论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要面对西方文论的挑战捧出一道属于中国化的“文化热菜”;不仅如此，这部文论专著是正值文学理论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世的，它的出现很及时，
也正顶用，它既是坚持中国化文论建构的一个有益尝试，也是为当前文论重建如何体现中国化民族化特色开启了一个敲石问路之举，不说为文论重建鸣锣开道，但完全可以说为文论重建壮胆壮识，它启示我们：走中国化文论重建之路，才是当下处于苟延残喘之中的文学理论的最终出路。
虽然《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不能更多地解决和回答文论重建进程中可能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它把一种路数交了出来，这个路数就是一个铮铮作响的字眼：中国化。
只要扎扎实实地在“中国化”这一纲领上做文章，文论重建就会旗开得胜，如得神助，就能健康地走出重围，终将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进一步说，文论重建除了要坚持中国化民族化的原则立场外，还当从两个方面确立其价值标准，一是新的理论资源，二是新的文学经验，二者缺一不可。
没有新的理论资源，文论重建只能是一张图纸;没有新的文学经验，理论资源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重建中国化文论体系，就要从总结新的文学实践经验及其成果入手，以便从中获取新的理论生成因素。
当然如何把古代文论加以改造使之转化为当前适用的文论体系也是开发新的理论资源的重要一环。
编编篇篇都充溢着中国化民族化的脉动和气韵，无论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探讨，还是从作品到作品的剖析，都贯穿在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的这根主线上，——虽然这只是一个粗线条，但全书几乎囊括了自“五四”以来的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亮点和为人所注目的文学现象，
而且由远到近，由点到面，整个进程都折射着中国化文论的强劲的生长力和可行性，纵有“山重水复”，然而它毕竟也是一条路，只有走下去，中国化文论重建就会筑就中西方皆可入席的大山和丰碑。
毋庸讳言，《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终究是一部论文结集，在理论上似乎缺乏了一点系统性，在文艺观上缺乏了一点一致性，在序列上似乎也有某些不谐调的地方，显得松散了一些;每一编虽有每一编的侧重点，但论述不分章节，而是以“集束手榴弹”的方式抛出去东炸一坑西炸一坑，
就不免出现一些裂痕和分割之处，这不能不影响全书总论点的系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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