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论文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论文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译者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从语言层面来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是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文化贡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再被看成是对原作不负责任的改写，而是其个人经历、自身的双语文化能力、翻译动机、时代背景等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寒山诗是我国唐代诗人寒山所创作的诗作，自从被译介到美国后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在众多的英译本中，加里•斯奈德的译本最为成功。在翻译寒山诗时，加里•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对译本的选择、译本的理解、译本的表达到译著序跋无处不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
　　
　　一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著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著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主体的问题，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但关于翻译主体性，译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主体性。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2］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图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
　　
　　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
　　
　　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
　　
　　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
　　
　　三、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BG代表人物之一。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期间，斯奈德在著名汉学家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后来他东渡日本学习禅宗，1969年回到美国后，他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同时继续广泛地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的代言人。［5］1958年，斯奈德在《常青藤》杂志上发表了24首寒山译诗。1965年，他将其并入新的集子《砌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出版，寒山诗在美国也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一）选择文本
　　
　　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选择文本开始就体现出了其对翻译的影响。译者的兴趣、个人经历和翻译目的等都会影响到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就与其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奈德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痴迷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他一生阅读了大量东方经典著作、佛经和中国诗歌，还东渡日本（1956-1968年）研习禅宗。斯奈德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佛经与禅学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选择寒山诗来翻译。
　　
　　其次，斯奈德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是促成其选择寒山诗进行翻译的原因之一。斯奈德出生于农场主家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荒莽山地中度过的，在长年累月的伐木和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劳动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登山和野外生存的非凡本领。他隐居的西艾拉•内华达山同样地处偏僻，远离喧嚣，斯奈德在这里打坐参禅、写诗劳动。偶尔外出，或是到人迹罕至的西藏雪山探险，或是到旷野的阿拉斯加游历，行踪所至，一般总离不开山野。斯奈德非常强烈的“山野情结”与寒山不谋而合。
　　
　　再次，依据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是一种受制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译者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选材等均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为了使自己的译作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文学观，为了取悦大多数读者，为了使译作达到预期的效果，译者通常会选取那些符合译入语诗学的作品来译。斯奈德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在二战后经济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但现代工商业机械文明对人的压抑与异化也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暴露。斯奈德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将禅玄互证、佛老结合作为对西方文明的补充结构和矫正力量［6］，忠告美国公众。他还试图在美国文化中引入东方文化的特质并继续沿袭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来巩固美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4］ 所以尽管寒山一生著诗无数、题材也相当广泛，但斯奈德所选的这24首都是有关寒岩和禅境的，而对原诗中那些劝世诗、宣扬孝道诗以及大量充满谐趣的俗语诗则仿佛视而不见。［4］从诗学角度而言，从庞德开始中国古典诗歌就对美国现代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斯奈德翻译寒山诗时，甚至当时美国民众也知道一些中国古典诗歌。这样和谐的译入语诗学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
　　
　　最后，斯奈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还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和自然文学作家。他的生态哲学观与西方传统中将自然看成人类利用的工具不同，他将自然拟人化，视之为有机生命。他对自然的态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佛禅的生态哲学观有相同之处。因此，尽管寒山诗覆盖的内容非常广，而斯奈德翻译的24首都是关于自然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跟他自己的生态自然观和对禅宗的学习都有关系。［7］
　　
　　（二）解读文本
　　
　　解读文本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文本的理解不仅与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大背景相联系，也与其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对于所读文本的熟悉程度、认同与感受密切相关。译者首先是读者，所以其对所译文本的理解会对最终的翻译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前文所讲，斯奈德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神宗哲学和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他对禅宗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禅宗对生活的影响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从自然风光到人文科学，到处都体现着禅宗简朴、自然的风格。在翻译寒山诗时，斯奈德把自己对禅宗及其境界的感悟则融入到了对寒山诗的理解中，试图以此来解释寒山诗中包含的意味深长的禅境与禅意。 例如，在翻译“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一句时，斯奈德通过自己对禅宗的了解，领悟到中国文化中的“道”既可以指自然界的路也可以指宗教意义上通往精神启蒙的抽象的路。因此在翻译时对“道”和“路”进行了区别，分别译为“path”和“trail”。相比而言，另外一位译者魏雷则忽略了这点不同，都译成了“way”。
　　
　　其次，斯奈德把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了翻译中。斯奈德出生于农场家庭，从小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山区度过的，而且他非常喜欢登山运动。这些生活经历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也影响了他对寒山诗的理解和感悟。
　　
　　钟玲在仔细研究了寒山原诗与斯奈德的译文后，发现斯奈德译文中选择的字，“远比原文强烈、粗豪”。［8］如他把“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中表现幽深貌［9］的“杳杳”译成了“rough（崎岖的）”；把“冷”译成了“icy（冰冷的）”。正如钟玲所说的，这首译诗确实充满了斯奈德自己在北美山脉中的经验。在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中随处可见他本人的影子。如寒山诗第7首原文中有一句“任运遯林泉”，“遯”指逃遁，指诗人自由自在地隐居、遨游于林泉之中。斯奈德译为“Freely drifting, I prowl the woods and steams”，根据《美国传统词典》prowl 意为“To roam through stealthily, as in search of prey or plunder”(潜行于……；偷偷地漫游，比如为了获取猎物或赃物)。［7］因此，钟玲认为斯奈德笔下的诗人变成了野狼之类的动物，在山林中寻觅猎物。［8］其实这正是斯奈德生态思想对其对寒山诗理解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因为根据斯奈德的生态思想，人类与其他生物是平等的，并且应该共生共荣。
　　
　　（三）表达文本
　　
　　如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10］
　　
　　斯奈德在美国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翻译寒山诗来拯救陷于迷茫中的美国文化。为了达到其翻译目的，为了使其译作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斯奈德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和操纵。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在表达文本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首先，在语言风格上，斯奈德选择自由体翻译寒山诗。不仅省去了原诗的韵脚，还在多处省去了句首连接词和谓语动词，有时更用分词代替谓语动词，这无疑迎合了美国自新诗运动以来开创的意象，并置与开放自由的诗学传统和由此沿袭下来的读者的审美习惯相一致。［4］如下面这首诗：
　　
　　可笑寒山道，The path to Han-shan’s place is laughable,
　　
　　而无车马踪。A path, but no sign of cart or horse.
　　
　　联谿难记曲，Converging gorges-hard to trace their twists
　　
　　叠嶂不知重。Jumbled cliffs-unbelievably rugged.
　　
　　沾露千般草，A thousand grasses bend with dew,
　　
　　吟风一样松。A hill of pines hums in the wind.
　　
　　此时迷径处，And now I’ve lost the shortcut home,
　　
　　形问影何从？Body asking shadow,how do you keep up?［4］
　　
　　其次，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大部分使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异国文化正是处于危机时期的美国文化所需要的。寒山诗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观和处事方式正符合当时美国青年反对正统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思想。蔑视物质主义、传统、权威，喜欢摇滚乐、尝试毒品、对美国文化感到不满的嬉皮士，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感到无助、被动、隔离。他们渴望受尊敬的、真的自我。而寒山诗中流露出来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他们的渴望。斯奈德大量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无疑迎合了当时的美国青年，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比如在第5首译诗中斯奈德就将“喃喃读黄老”中的“黄老”直译为“Huang and Lao”；在第10首译诗中将“大半入黄泉”中的“黄泉”译为“Yellow Springs”；第12首中又将“入寒红尘起”中的“红尘”译为“red dust”。这种异国情调正是当时的美国，特别是当时的美国青年所需要的。
　　
　　此外，在汉语的诗歌传统中很少使用人称代词，而斯奈德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处加入人称代词。这无疑更加符合英语主语突出的语言习惯，同时也拉近了寒山诗与读者的距离，这无疑是译者对读者接受水平予以考虑的结果。如他将第21首中的“久住寒山凡几秋”译为“I’ve lived at Cold Mountain-how many autumns.”，将“饥餐一粒伽陀药”译为“Hungry, I eat one grain of Immortal-medicine.”；将第17首中的“一自遯寒山”译为“If I hide out at Cold Mountain”；将“平生何所忧”译为“All my lifetime, why worry?”。
　　
　　（四）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
　　
　　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也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斯奈德在寒山诗译序中将寒山刻画成“衣衫褴褛的中国隐士”，并在最后说道“他们（寒山和拾得）变成了神仙，现今人们有时候还可以在贫民区、果园、流浪者聚居的丛林中和伐木工人的帐篷里与他们不期而遇。”［11］斯奈德在译序中对寒山的介绍与刻画符合当时美国青年的精神追求。寒山无论在外表、行为还是在精神上都与他们极为相似，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引导他们在寒山诗歌中寻找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寒山最终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这与斯奈德对其的刻画与描述不无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当时有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斯奈德寒山诗的成功，但我们不能忽视译者在译诗全过程中有意的干预和操纵，不能忽视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四、 结语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译者作为一个能动的个体，其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任何译本都不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而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结果。而译者的主体性又是由译者的个人生活经历、双语能力、翻译目的、时代背景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对译本的研究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而应将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发挥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更加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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