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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至善论”及其现代意义探析
摘要：亚里士多德的“至善论”思想对于构建现代善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至善论”的阐述，认为在关于“至善”的最终实现之上，其实最终更加侧重于公民良善生活的实践实现而非单纯“至善”的理论实现。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至善;现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他批判地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善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新的注解，将哲学思考的对象引申到“至善”，同时将“具体善”诉诸于实践伦理学的内容。“至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将其与人的灵魂的理性活动结合起来，并非是单纯地指生活和政治上的荣誉。人的善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或者现实活动与德性紧密地联系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将善当做是一种与德性相互契合的灵魂现实活动。
一、“至善”的理论内涵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追求着某种目的，而这种目的是以善作为代表的。这种善又是目的善与手段善的统一，也因此在这里衍生出善的两种含义，即以自身为目的的善和作为手段的善，每种事物在追求善的同时，其相对应地会产生一个逻辑上的终点或者目的，这种最后的目标指向就是目的善、最高善。理智主义的逻辑终点的确立使得善与善之间形成一个纵向分层，这种纵向分层的出现使得善的自然梯度形成，这种纵向梯度的形成使得至善作为金字塔的顶端出现开来。基于德性学说的亚里士多德更愿意将幸福看做是至善，至善成为幸福的代言而出现，而哲学中沉思的幸福同样是属于至善的，道德的选择是第二位的幸福，其内置于理智主义。
善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当中属于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特别是最高善的自足完备性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善的概念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也成为了人们追寻的极限。至善的内涵也是具有双重性的，数量上的无所缺憾是它完备性的象征，性质上的值得欲求则是其终极地位的彰显，而幸福的定义正是基于两者的结合，完美性与自足性的统一体。“至善”是宇宙本体，是终极的动力因和目的因。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幸福更多的成为伦理学的代言，伦理学的终极目标则是和幸福不可分割的。这涉及到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概念或者说学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灵魂作为一种动力因存在于生命事物中，它将灵魂区分为植物性的和动物性的灵魂，由于人本身具有理性的思维，称其为理性灵魂。人作为不同于动物性和植物性的物种，其理性灵魂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当理性知道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时候，就呈现出了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理性活动。
二、“至善”的实现路径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作为至善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实现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其中理智德性是通过教育而逐步培养成的，道德德性则是基于长期的习惯形成的，因此，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都并非是天生的或者自然形成的，是人为活动的结晶。实践活动中的德性作为手段——人达到善的手段，也是作为目的呈现出来的，这种目的是作为手段所面对的对象化概念。《尼各马可伦理学》在关于有德性之人的概述中，较为明确地谈到德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中道，而在人身上具有的神性就是理性，这是德性的最好的一部分。理智德性中最好的活动是沉思。而沉思具有多个特点，它是一种实现活动，这种实现活动级别很高。作为一种连续而持续的实现活动，沉思更多地具有自足性的特点，同时也是人自身的闲暇状态的体现。这种实现活动是智慧作为理智德性的重要部分的体现。在古希腊的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哲学与爱智慧几乎是等同的，因此在哲学家的视野里，哲学家的生活是最幸福的，而道德德性作为次好的实现活动则更多地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和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
三、“至善”的实践实现
德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贯穿于至善的概念之中，同时在实现途径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伦理学的视域里面，德性更多地充当的是中流砥柱的角色，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也就成为了关于德性探讨的德性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如何行动变成次要的，而行动的动机则是最为重要的元素，这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方式显示出了亚里士多德对于纯正的道德动机的赞成，这是一种基于实践性的道德理念。至善与美德伦理学是存在差异的，因为至善更多的是在理论上的一种追求，达致完美。至善作为最完满的善，与实践性的美德伦理学存有差异，与其说至善的实现，倒不如说是美德伦理的实现。德性的养成或者形成是后天的教育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的长期的生活习惯所形成的，这个生活习惯受到人们的传统的影响，但是这种习惯又并非是单个的或者个体的，它是立足于城邦的生活当中，城邦是共同体的体现。换句话说，在这里德性的实现是和国家紧密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至善作为德性是和国家紧密相关的，这样就把我们逐步地引入到了道德哲学的至善论的阐释里面。
至善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个人、社会和国家，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至善论是指关于国家的至善论思想，而至善论的本身含义则是指尽可能地实现艺术、文化的优越性。但是，人的公共生活的是以城邦作为最好的形式存在的，这也就是城邦离不开德性，德性同样离不开城邦，二者是一体的、统一的。伦理学的要求是对个人善的追求，而政治学则是对于国家和群体的德性的追求，德性是在好品质和好法律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而德性教育则是通过公用制度来实现的，制度在这里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毕竟习惯的养成是在指导的环境中形成的结果。城邦的属性与个人的属性是内在的一致的，换种视野来看城邦作为一个整体，其实也是一种个体，但是与个体相比，又拥有个体不相一致的情况。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生活的相互比较所形成的机制序列，是在进行实践活动中的行为动机，生活的最好、较好以及不好的划分更多的是公民本身积极参加社会团体追求德性的参照标准，至善论认为人们应当积极协助发展德性的活动，促进公民不断地追求德性、获得德性，实现公民所追求的良善生活。
这样，亚里士多德关于“至善”的最终实现更多的是倾向于实践实现。伦理学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学科，在其拥有理论性的“至善论”的同时，对于实践性的“至善”的实现也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更高一筹，实践性的伦理学更具有价值实践意义。与单纯理论上的至善含义不同，笔者认为公民在城邦中生活，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实现公民的良善活动或者良善生活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这种良善生活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更加具有现实性和实现性，比之理论意义的最完满的德性，这种德性的追求可能不是最完美或者最完满的，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对“至善”的追求本来就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一种良性的向上运动，而实践意义上的至善则是最终的目的、终点。这种目的和终点的实现最终要通过实践上来实现，亚里士多德准确地把握到了实践的重要性，将至善与善划分开来，也是为了人们知道至善最为目的的重要性，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的，人生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没有终点，只有起点。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性的关注是伦理学发展一个重要的进步，对后来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至善论”的现代意义
“至善论”实现于城邦生活当中，也是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应该思考的东西，“善政”政府的建立不仅是西方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中国的必然要求。“至善论”对于“善政”政府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延续古希腊关涉“善”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善政”政府建立的一系列特征。
1.“善政”政府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至善论”中对善做了一系列的界定，其中特别阐述了善也是分等级的，有“最高善”的存在，而这种“最高善”的实现则是人们不断追求的过程。同理，“善政”政府的建立也是如此，在追求“最高善”的道路上，人们始终是朝向目标而不断前进，这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关涉社会民主与政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绝对的。善的实现是一个动态、不均衡的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在以民主作为噱头对中国的狂加批评当中，其实也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善政”政府的实现一直处于在路上，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前进的状态。
2.“善政”政府的实现是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的。“善”实现于城邦生活，而非个人的生活当中，其内在要旨则是说明了“最高善”是立足于大众生活之中，大众生活的善才是最为接近最高善的实现。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强调的政治生活或者民主生活，则是要求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重的生活，“最高善”的实现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对它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但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举动则是在不断接近最高善的标准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张守夫.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哲学思想[J].人文杂志,2008(5).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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