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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质以言性:浅析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论文
“气质之性”这一概念虽然不是朱熹最早使用,但是,在他的文本中保存了大量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就朱熹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以及大量讨论来看,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从朱熹对于“性”的概念的界定及其有关“性”的问题的思考角度来看,朱熹以“气质”来限定“性”,可见朱熹所要界说的“性”的概念以及关于“性”的问题的思考有需要使用“气质”这一表述来彰显的必要性:第二,从朱熹使用“气质”这一表述本身来看,朱熹能够使用“气质”来限定“性”,可见在朱熹那里“气质”能够充分说明他所要言说的“性”的概念,也能够充分表达他对于“性”的思考立场、观点等,或者说“气质”这一表述使朱熹有可能实现其关于“性”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第三,从朱熹关于“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在表述上的实现以及大量讨论来看,这也体现出朱熹哲学的某种立场或某种特质。我们关于“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思考也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察。
一
“性”之本义是“生”,以往有学者为了凸显“性”在理学语境下的形上特征,尤为强调 ;与“生”的区别。其实,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形上与“性”的“生”之本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二者也无法截然分立,这里的关键在于对“生”的理解。这是因为,“性”的本义虽然是“生”,但是,作为“性”的本义的“生”却在不同的语境和哲学体系下获得新的诠释空间,而在意义指向等方面体现出新的变化。因此,在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性”那里,始终存在这样的诠释张力:一方面,在理学语境下,即与“理”有着重叠的意项、内涵,从而“性”也突破了原先“生”之本义的樊篱,彰显出理学意义上的形上特征:另一方面,作为之本义的“生”也没有随着的升格而消失,它在将自身理学化的同时仍然规定着在意义表达、理论构建等方面的发展方向,或者说“生”在将自身升格为“生之理”的同时,也使得“性”在“生之理”的意义指向上彰显出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价值,使得“性”与“理”在意义有重叠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即“性”是“生之理”,而非完全等同于“理”。而在“生之理”这一意义上,“气质”这一表达正好可以彰显出“性”的内涵,朱熹也正在此意义上以“气质”来限定或言说“性”字内涵的。
二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朱熹以“气质”来限定,并不是要说有二种,也并非只是纯粹为了将“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存在状态。朱熹以“气质”来限定“性”,与其说是在描述或限定“性”的内涵或表达,倒不如说是朱熹在规范自己关于“性”这一概念的具体使用。而以“气质”来限定“性”,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生”具有能够以“气质”来表达的基本内涵,即“生”之本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气质”这一表达能够表现出“生”的“生”之本义。
那么“气质”这一表达何以能承担限定、规范之责呢?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从“气质”这一表达本身说起。
三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关于“气质之性”概念的讨论和使用,绝非只是对传统理学概念的简单沿袭或顺带性研究,而是根源于其理学体系的特定需要,即“气质之性”这一概念有利于其理学体系的构建及其理学思考的开展。在此意义上,尽管“气质之性”概念早在北宋张载那里就已经使用了,但是,朱熹所论之“气质之性”仍然是属于朱熹及其理学思想的专有概念,或者说,朱熹在其理学语境下赋予“气质之性”以新的诠释意义和解释语境。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朱熹和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张载那里,对“气质之性”的使用有着不同的理论语境和思想诉求。概括而言,张载对于“气质之性”的使用和讨论更多的是在其“气本论”语境下进行的,“气”,“气质”是他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他更关注于“性”能否以及何以能够在“气”的层面或视角下被讨论,从而为他“气本论”语境下的关于“性”的研究提供某种思考视角或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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