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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视觉下哲学的转向透析论文
功能定位不同
当代哲学十分重视学习哲学的目的，认为学习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把改造世界看成哲学的主要功能定位。而人类改造世界的集中呈现便是建构人工系统———技术圈，这是自然界人工化的伟大成果，人类的生活从此变得便捷和丰裕。但生态哲学认为，把人的功能定位为改变或改造世界是单一和有害的。维护地球生物圈的稳定性，才是人类最重要的任务。且人类在认识和利用自然时，不但要遵循生态规律，还要受到生态阈限的限制。“自然是明智而宽容的，在创造人类之初，对此已作了预设，留下一定的生态阈限，以供人类享用。”［6］这就是说，自然界的一切并非都要改造和人工化，提供人类改造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自然，天然林、自然保护区、湿地、荒野、深海、冰川等，则不能触动，自然本底资源不能触动。即使对低产田、低产林进行改造时，也应在保持整体生态稳定性原则下进行。自然是主宰，自然是本底、本源和根基，人类只是自然的一种派生。人类要理性约束自己，把自己的功能定位在自然允许的生态阈限内，不能让人工系统无限制扩张，不能企图去一味改造、征服和控制自然。雷切尔卡逊说:“‘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在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控制自然’就是大自然为人类的方便有利而存在。”［8］显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三分人类，七分自然。一定要留足自然领地，严格控制人工系统的范围，处理好严禁、限制、重点和优化4个开发空间的关系，不能对一切自然都进行改造和人工化。因为“其‘人化’的自然本质是人的作用从自然中获得‘负熵’，一旦不能从自然中获得‘负熵’，而自身的熵增达到一定程度时，不仅‘人化’会完结，而且整个有机体也将灭亡”［9］。这就是说人类的生存需要自然生态系统提供“负熵”，否则将不能保证人类有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人类固然需要人工系统，但什么都人工化了，人类离世界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价值取向不同
当代哲学认为，自然的有用性是通过人类的劳动实现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自然仅是人类劳动的对象，价值是人创造的。而生态哲学认为，自然本身在创造价值。那种认为人能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源泉的看法，显然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所作的价值判断。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就形成完整的生物圈，演化万物，默默地创造价值。实际上，通过采集自然资源，所获得产品的经济价值只是自然价值很少的一部分。自然界很大的一部分价值体现在生态效益上。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例，据北京市用替代法调查，森林的生态价值是其经济价值的13.3倍。其次，自然创造的价值形态多种多样，且与生态环境相吻合，而人工制造的单效益价值，往往顾此失彼，给环境带来负面效应。当下全球气候变暖，就是这种负面效应集中的灾难性后果。根据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自然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责任》一书，自然价值有13种类型［10］。除经济价值外，自然还有支撑生命、维持生物多样性、消遣、科学、审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塑造性格等价值。人类控制的系统并不诞生文明，文明保存在荒野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当下人们在对价值取向进行判断时，多数以经济或社会的可行性为标准，而忽视或忽略自然(生态)价值的客观存在。这就是说，当经济或社会的需求与自然或生态需求相矛盾时，总是以经济或社会的价值取向作为评判标准。然而，生态哲学与此相反，认为不符合自然规律、不符合生态价值取向，终究会是错误的。自然的方向、生态的方向，决定人类的命运和方向。以人类为中心不是唯一的价值取向，以生态为中心才是最终的价值评判。以生态为中心，有了完整的地球生物圈，有了人类安身立命之地，就什么都有了。而这最终有益人类，并为人类的崇高目标服务。
观察视野不同
当代哲学注重物质世界，关注技术圈。因为崇尚科技，信奉增长，鼓励消费，用价值杠杆撬动财富，的确能带来社会繁荣，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信息网络的全覆盖，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而以全球气候变暖为标志的生态环境危机的严峻性，逼使人类愈来愈感到仅仅注重物质世界或技术圈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生命共同体必须向生物圈延伸。这就是说，要扩大人类生命共同体的边界。当地球村越来越小时，人类生命共同体则越来越大。这是生态哲学与当代哲学的一个很大区别，伦理道德必须向人以外的万物生命延伸。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即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杨通进博士将其细化为四界:“可以把人类环境区分为人类中心界、动物福利界、生物平等界和生态整体界。”［11］人类中心界的理念表述是人类中心主义，动物福利界的理论表述是动物解放论与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界的理论表述是生物中心主义和敬畏生命论，生态整体界的理论表述是生态中心主义、大地伦理学与深层生态学。这就是说，在城市和乡村等人类居住地，实行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或人道主义;在野生动物栖息地、动物救护中心和动物所在地，实行动物解放与权利论，或兽道主义，但人类又不能与之过于亲近;在植物和一切生物存在的地方，实行生物中心主义，敬畏一切生命，但人类自身又要与之保持适当距离;在由水、土地和大气组成的生物圈，实行生态中心主义、大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但人类又不能与之等同。总之，分类划分、保持距离、各得其所、相互制衡、共生共荣［6］，这是人类的态度，也是生态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差异。
终极目标不同
生态哲学既看到自然界错综复杂的捕食与被捕食的食物链关系，你死我活、优胜劣汰、相互竞争的一面，也看到生物间为了生存，存在妥协和解的另一面。“活着，让他人也活着”(liveandlive)［10］，这是自然界与竞争法则并存的共生法则。至此，我们才能领略到精彩而又神奇的生物世界，这是生物多样性为人们提供的绚烂图景。这便是生态哲学中“和”的理念或目标。“和”即是“和而不同”，不排斥差异与矛盾，不排斥对立与竞争，相反，“和”的理念认为差异(矛盾)与竞争(斗争)贯彻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没有矛盾与竞争，一切都雷同和模式化，生命就停止了。但“和”的另一命题是“和实生物”。系统协调和谐，万物由此滋生。“和而不同”凸现生物的可分性和多样性，凸现竞争;“和实生物”凸现生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凸现和谐。从系统角度，没有最好，只有最佳。无论是竞争，或者妥协都是手段，只有系统内各因素的协同和谐与共处共生才是目的，也是生态哲学追求的终极目标。但要保持“和”的鲜活和恒在，需要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和世代交替中实现。这又是“周行而不殆”。自然界的万物生命，谁都不是永远的胜利者和最后的终结者。由死而生，由生而死，这是生命的既定，也是生态的归宿。和谐是中华民族不变的理念和终极的追求。今日，我们对内提出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和谐世界，“和”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和谐”这一伟大理念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都能接受这一“和谐”理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将生态哲学与当代流行的哲学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不难看出当代哲学的生态转向，这种转向集中到一点，就是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但是，当下全球尚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因当代哲学的生态转向，要求人们一下子转到以自然为本的立场，一概摒弃或拒斥当下哲学的一些观点。当代哲学的生态转向，只是要求人们转向视角，开阔思路，以一种更宽广的视域看待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强调三分法、多分法、系统方法，这显然补充了二分法，使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更为丰富和精彩。提出以自然为本、生态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并非拒斥以人为本和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诉求人类从自然的意志和立场出发，对自然采取更加认真和负责任的态度。而生态环境的改善，最先获利的依然是人类。倡导天人合一，把天(生物圈)摆在先于人类的位置，并非否定人在当下的地位和作用，而是用主体间性看待自然，尊重自然意志，由自然立法，更能符合自然规律，敦促人类按自然规律办事。当代哲学的生态转向显然不是一个排斥另一个。在这里，人们既看到差异、矛盾和冲突，也看到差异中的同一、矛盾中的化解、冲突中的融合，以及否定中的扬弃、回归中的超越。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提供先例，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避免环境污染，不再重踏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逐步跨进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并无先例，这是当下及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全球性的困惑和难题。当代哲学的生态转向，企望在生态文明视域下，从哲学层面，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哲学思维，为在保护与利用、经济与生态、生产与消费、自然与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合适的度、一种科学的增长方式和合理的发展模式。如果我们不能这样，一味崇尚增长，囿于物的世界和技术圈，不能转身敬仰天地，一任气候变暖和生态恶化，那么，一旦支持技术圈的生物圈崩溃，人类业已取得的一切，将失去其终极意义，这是现实，并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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