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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研究逻辑演变思索论文
西方历史哲学在“体系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分析的时代”中形成了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又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发展为一种“历史的诗学”。虽然西方历史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但其不同形态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历史思维不断跃迁的逻辑过程。从历史学到历史哲学的“本质主义”追求从历史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来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从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开始的。无论是一般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中的人），还是特殊的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学家），往往都是通过对过去发生事件的描述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诉求。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历史的哲学家们却要求在历史学家的纯粹现象描述之外另辟蹊径。究竟是何原因使这些哲学家们另辟蹊径？
从历史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中，我们大概可以发现这个原因。因为在习惯于从整体出发的哲学家看来，作为描述经验顺序的历史学不能揭示出历史的整体格局，不能发现历史之后的“隐秘”，即历史发展的原因、目的与意义所在。在历史进入人们研究视界之初，历史总被认为是从属于经验研究的现象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并不是哲学界要讨论的问题至少在奥古斯丁以前一直如此。当历史被要求放入整体性视角下来理解的时候，作为现象描述的历史学就显得乏力了。黑格尔特别表达了对历史的哲学诉求：“我们目前所研究的这种历史，就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历史；而思想的情形是这样，即：它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也可以说，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①
总而言之，历史决不仅仅是一部娓娓动听的叙事，它也应该成为思想的对象。因而，随着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哲学研究应运而生。就“历史”这一概念来说，在很多语言中，它都基本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历史过程本身，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其二是指对过去发生事情的撰述。由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历史研究者的偏好和视角也有所差异。一类历史研究者对历史故事感兴趣，他们关心历史故事里的特殊人物和活动细节，并渴望使历史人物在过去的场景中真实再现；另外一类历史研究者的兴趣则落到历史本身上，他们主张以整体的视角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认为只有在整体的视角下，历史才具有全貌，它的玄机才有可能被觉察到。这种研究路数形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这种要求从整体上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的历史哲学，声称能够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动力、模式以及历史的目的与意义等。如果按照卡尔?洛维特的理解方式，历史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以普遍的原则使历史事件获得可理解的一种方案。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合这种原则的历史研究方式就仅限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但随着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发展，这种思辨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超验性被遗弃。其后，“分析的时代”中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后现代语境里又产生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历史哲学范式转换的内在矛盾与历史思维从历史思维的跃迁过程来看，思辨的历史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通过揭示“历史理性的二律背反”等矛盾，显示其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从而使机械论的历史观念相形见绌。但遗憾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由于其本身的弱点而只停留在对历史的思想考察上，最终只能向我们提供一种先验形式。在思辨的历史观念中，我们甚至不用考虑历史的过去与未来，而可以从思想自身推演出历史的发展模式。在历史的思辨观念中，历史中的人仅仅是作为一种牺牲品而存在，在不见人影的历史运动中，思辨的历史哲学剥夺了历史的属人本质。不过，思辨的历史哲学从诞生的那刻起就被认为是一个悖论。这是因为历史哲学本身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人类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如何得知历史，尤其是我们的未来，必定要服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声称的统一原则？因而，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种种原则对实际的历史来说就是独断的、片面的。于是，在二十世纪“分析的时代”下，历史研究就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在我们谋求认识历史本身之前，势必要弄清我们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如果缺乏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考察基础，缺乏对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认识能力的审查，那么历史研究就是盲目的。因此，在批判哲学的启发下，历史研究要求对历史认识进行认识论上的考察。沃尔什据此认为：“‘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两组哲学问题的名称，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
沃尔什称前者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称后者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专注于对历史的认识论考察，其关注的重心不是事件本身的实际顺序，而是以历史为对象的认识机制，也就是说，批判的历史哲学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批判历史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显示了历史思维的成熟与深化，历史认识论的批判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掀起了一系列“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消解了。历史知识不单单是史料的编排技术，它也是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形态的产物。在这种“哥白尼式”的历史批判思维以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革命口号下，传统历史思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批判哲学一样，在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哥白尼”带来的是“历史的物自体”，真实的历史隐退在一去不复返的黑暗之中，而成为一个“不可简约的和无法抹掉的剩余物”。
因而历史认识论的批判不仅未能确立历史知识的合法性，反而使其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历史认识危机之中，这个结果显然有悖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初衷。当现代历史研究遭遇空前危机之时，思考历史的新思维要求另辟蹊径。在结构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影响下，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发生了。这种“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研究以海登?怀特的新叙事主义思想为典型代表，新叙事主义要求重新审视历史叙事的性质，把历史叙事不仅应当作文本，当作语言修辞与编纂形式，而且还应当上升到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即我们的历史观念取决于历史叙述的语言形式。历史思维解放的尺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从思维的历史性方面看，西方历史哲学要么从非历史的概念中构筑一种先验的历史体系，要么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历史，要么仅仅把历史当作一种语言的虚构与修辞技巧。虽然其一再声称要摆脱现代社会中别无选择的生存现状与技术理性的逻辑，但其批判力度并没有声称的那样彻底。西方历史哲学至此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开放性而走向了反面。在时代呼唤历史理解的新思维之时，一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进入了历史理解的视野，这就是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历史唯物主义以不同于思辨性历史哲学的方式探讨了思辨的历史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即它探讨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所形成的历史规律、模式、进程以及历史意义等问题，但历史唯物主义所使用的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方法，它是以“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方式来研究历史，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把思辨的哲学颠倒的历史观重新颠倒过来。“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把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即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同时归入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实践体系中。从本体论上说，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客观规律性和历史主体的创造性的统一，使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成为可能；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说，“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把历史认识的真理看作是在历史主体的活动过程中来实现的，而不是仅仅限于在历史学主体的活动过程中来认识历史。历史中的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因此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绝对的“历史事实”与其“摹本”的对立，这也就消除了历史认识论中不可思议的“历史的物自体”。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历史性的思维既是对传统历史思维的继承又是对其的超越。它确立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恢复了历史学和历史本身的尊严。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有能力扬弃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非历史的思维，也能去除自身思维的非历史性，从而推动历史思维的不断跃迁，使一种非历史的观念被另一种新生的、开放的观念所更替，使形形色色非历史的历史思维得以终结，从而表明了真正的历史观念与真正的历史思维的发生乃是同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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