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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分层特点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分层特点,教育公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以先赋地位为主的分层模式逐渐被以后致地位为主的分层模式所取代，个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取决于后天的教育程度。接受什么类型、层次和质量的教育，都会影响到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在家庭收入和生活方式上存在差异，对子女的教育需求和看法也就不同，不同阶层的子女在教育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并进而影响到教育公平问题。这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特点及其对当前我国教育公平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
(一)社会分层的基本理念
所谓社会分层，既可以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可以是一种分析和研究社会现象，描述社会结构及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方法。根据社会学的规定，在这里把社会分层定义为“依据一定的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过程。或者，更详细的说，社会分层是指人们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依据社会关系不同层面上的同一性而形成的社会层次结构。”社会分层所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层次结构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差异，是纵向上对社会各阶层划分。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当代社会学家对社会分层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按阶级划分、按收入或财富划分、按权力划分、按知识和技能划分等几种划分方式。
(二)教育公平的基本理念
多年来我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侧重在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功利价值上，但教育还有一些更为基本和重要的功能。现代社会的教育，既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同时，由于它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层中所具有的“筛选器”作用，又被视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平衡器”。教育公平不但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而且，它之所以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是因为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平等的社会功能。
二、现阶段我国社会分层的特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逐渐加剧，社会阶层构成发生明显变化。从总体上说，社会阶层收入变化具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迅速增长和高收入阶层已经出现、中等收入阶层人数迅速增加、贫困阶层人口较多且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一)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比较严峻。
从社会现实生活看，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的现象也变得比较突出。改革以来的贫富财产和收入的分化是十分迅速的。而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仅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已经朝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的方向发展了。从社会现实生活看，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的现象也变得比较突出。中国的富人在中国就业人口中虽然比例很低，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虽然是很低的百分比，却仍然是一个人口巨大的群体。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年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则贫困人口的数目完全不是这个局面。按照国际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那么，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竟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到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
(二)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局面比较严峻。
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比较严峻了，它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社会学研究证明，贫富分化之所以威胁到社会稳定，是因为，分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紧张”，而结构紧张使社会关系处于敏感状态，十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墨顿(Robert Merton)。墨顿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或造成社会问题。经济上过大的贫富差距，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过大的反差，使得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换言之，不是任何一种贫富分化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只有当贫富差距太大了，其张力已经形成了结构紧张的局面，这时候，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时候，矛盾容易激化，冲突容易发生。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从0.434发展到现在的不低于0.5的水平，就是“结构紧张”的客观证明，应该说是处于比较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状态下。
(三)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阶层结构处于剧烈变动过程中，定型化的特点不突出。内战、日本人的入侵、解放战争、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造成中国各阶层出现巨大变迁，以往的研究也证明，中国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
80年代初的改革以来，再次出现巨大变迁。这一时期社会流动的特点仍然是，阶层之间的流动率颇高。从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富裕阶层产生和膨胀比较迅速的时期，原先经济地位低下者后来跻身于富裕阶层者比例较高。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地位低下者进入富裕阶层的比例明显下降，富裕者来自同阶层或临近阶层的比例上升。换言之，80年代，一个穷人想变为富人的话，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9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此种机会大大减少了。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形成一些作为本阶层所特有的生活方式，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
(四)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比例还是较小。
近一段关于中产阶层的讨论比较多。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产阶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确实起了重大作用，其意义不可忽视。中国中产阶层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还是有巨大差异性的，对于这种差异性笔者曾经撰文指出，西方新式中产阶层的主体是由受雇人员构成的，而中国新产生的中产阶层的主体是大批非受雇阶层，如大批中小工商业层、独立经营者阶层。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构成的。一是中国大陆中产阶层中最为稳定的力量，即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二是所谓“新中产阶层”，这个阶层的基本特征是：年龄比较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由于该群体处于产业结构的高端，技术含量高，体制上又多属于外资、外企，所以，收入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三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公司、单位的职工层。四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在农村里包括那些经营比较成功的富裕起来的阶层，在城市里包括大批下海的、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中产阶层的这个部分以上四部分人，有些是交叉的，比如专业技术人员就与“新中产阶层”和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职工相交叉，所以，中国中产阶层的总比例比上述四部分之和还要小一些，估计总数不超过中国就业人口的15%。
(五)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与“碎片化”特点从上述对于中产阶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而是分割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从上述对于中产阶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而是分割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实，中国不仅中产阶层，社会其他阶层也出现了利益分割甚至利益碎片化的趋势。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分化的过程，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分化开始的，分化也具有某些正向的、积极的作用。过去人们以为，分化只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其实不尽如此。我们知道社会分化如果是简单的两极分化，那当然是不好的，但如果社会分化是利益的“碎片化”，人们的利益是多元的，那样，反而不容易发生重大利益冲突。
然而，最近的变化表明，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在此，笔者试剖析利益分化的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阶层分化与身份群体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多元利益群体。第二，户籍、地域的差异与阶层差异交织在一起，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特点。改革以后，虽然允许农民进城，但是户籍制度并没有弱化，在有一段时间里甚至还有所加强。第三个特点是体制的差异与阶层的差异交织在一起而产生了多元化利益群体。近年来，在我国阶层分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体制变迁和体制分化。
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比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是，正如达伦多大所讲的减缓的方面。由于社会利益结构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使得社会的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壁垒森严的裂痕型的分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阶层利益的碎片化、社会利益的碎片化减小了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我国的贫富分化很严峻，但另一方面，却没有发生巨大的社会不稳定。
三、社会阶层结构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社会阶层结构本身就是社会不公平的体现,表现为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不平等占有的关系。不同的阶层拥有的权力资源、经济资源不同,这必然会影响各个阶层对教育资源的占有。
(一)各阶层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影响若教育机会的均等
文化资源具有明显的代际传承性,而且越是精英的文化,其代际传承性越强。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手段。父母的文化程度会直接影响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研究表明总体来看,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拥有的入学机会就越多。我国各阶层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差异很大,这在很大层面上影响了下一代的受教育机会和水平
(二)各阶层的职业职位差距扩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职位不同意味着地位不同、权力不同。家长的职业职位对教育入学机会有很大影响。教育公平受到权力的干扰,社会成员不同的职位形成不同的权利阶层和利益阶层,从而影响其在教育上的态度和能力,使得教育公平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扭曲。
(三)各阶层家庭经济收入差异的增大催生了更严重的教育不平等
各阶层家庭经济收入差异的增大,致使其教育消费方式不同。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子女能够有足够的经济保障学业完成日益增长的教育费用会使低收入家庭承受过大经济压力,这必然会影响其子女对教育类型、程度的选择。
(四)现有的社会分层提升了人们对教育会平的追求
社会分层具有促使人们奋发努力的积极意义由于社会资源对形成高层次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而商层次社会地位对于占有社会资源尤其是社会稀缺资源更具有优越性,这会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努力、奋发进取,不断提升社会地位。柯林斯认为,教育是社会各个集团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为获得经济优势、地位与统治权的社会斗争的一部分。因此可以看出,越是复杂的社会分层,越能橄发底层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对教育公平的需求。
四、解决社会分层所带来的教育不公平对策
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一种社会功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大量研究表明，教育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教育是社会分层的一种手段，教育影响着人们的职业，而职业是制约社会分层决定性的因素，职业的高低决定着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高低。当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各阶层之间分化的差距扩大已成为客观事实，但教育的不公平也加剧了社会的分化，这种分化会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一代代的传递下去，导致社会弱势群体难以跳出这一循环。虽然由社会分层所带来的教育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仍然可以采取措施来缩小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一)解决教育不公平现状的最佳手段是给每一个接受教育的人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使每个人在教育起点上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尤其是使社会中下层不会因为家庭出生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而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因为起点的公平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的稳定性和开放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社会各阶层之间缺乏或很少有流动性，个人通过教育不能向社会的中上层流动，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教育的不公平现象很严重。相反，如果社会各阶层之间开放性强，个人可以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攀升，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有助于缩小差距，实现教育公平。因此，给每一个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渠道。
(二)发挥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使教育公平程度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投入是有限的，教育的城乡差距、阶层差距仍然很大，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更加重要。政府应该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在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投入上要更多的倾向于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实现城乡教育的一体化，使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条件。
(三)扶持弱势群体，逐步实现教育过程公平。科尔曼指出“完全的教育机会均等只有当全部差别性校外影响消失时才能实现，由于差别性校外影响的存在，教育机会均等只可能是一种接近，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当前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明显，不同社会资源的孩子享有的教育资源是不一样的，即使是相同智力水平的孩子由于所处阶层的不同，接受的教育也是不同的，基于出生背景决定的教育过程不平等是不公平的。政府应基于正义和公平的原则，从补偿教育的教育，尽可能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向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把这些阶层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立足点，对其进行利益补偿。只有多关注弱势群体，实行补偿教育，才能逐步实现教育公平。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以先赋地位为主的分层模式逐渐被以后致地位为主的分层模式所取代，教育在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促使人们对教育公平有了新的追求。这种新的追求对于消除社会分层复杂化对教育公平的消极影响是有帮助的。分层标准的多元化和人格化使社会成员的权力、收入、声望越来越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受教育程度和努力程度，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更加开放、合理。教育和个人社会地位的紧密联系，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更趋于理性和良性发展，社会分层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也只有在合理的分层条件上才有意义，它使全社会更加重视教育，关心教育的公平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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