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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比较文学论文范文
人类文化存在着同质和异质,文学作为文化的象征和集中表现,也必然有相同和相异的因素,这就使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现象之间具有了可比性。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政治和经济的条件，加上中西传统思想的不同，比较研究亦因之有其极限，而上述的因素即是构成限制的基本因素。
中西比较文学论文篇1
浅探中西比较文学
摘要：歌德当日所言之“文学的通性”，今天更多指向“相异”的通性。
这一新发展替比较文学带来了更多机遇，使之从传统的类比或影响研究狭仄限制中，解脱了出来。
而我们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时，必须以“反映”和“反思”为始点：对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作品，都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先形成对某一特定作品的认识和了解，再对另一个作品作同样深入的认识，然后再将二者加以比较。
这样，定可经由深刻认识、了解不同的个别文化和作品，进入由比较研究而达到的“深层知识”。
关键词：反映;反思;中西比较文学
达姆罗什(Damrosch)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再次提到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名词，进一步地加以阐释，使这一19世纪德国文豪所创导的词语，再次复活。
在该书“歌德创造了一个词语”这一章中，达氏提到周蕾对欧文批评北岛的诗作的猛烈批判。
我不想参与二者的争论，更无意做文化保卫者或批判者;亦不想加入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及传统经典价值评鉴之争。
我只想提出一点和当前所讨论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有关的看法。
当然在短短的20分钟发言限制之下，没有人能将这些看法解说透彻，但问题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
大约80年前，诗人艾略特拒绝了在北京教书的剑桥教授李察斯的邀约，放弃了去北京的机会。
他拒绝的理由是，他对李氏所创导的跨文化研究的可能性，颇不为然。
他在回信中特别指出，对他来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站在望远镜的两端”。
艾氏认为，任何一个人，“如想将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观念)词语，翻译为另一种不同传统的词语，不管其技巧如何高明”，都是不可能的。
充其量他所能做到的，“只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变胎”。
这亦是我30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西比较文学会议中，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或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哲学思想系统，所产生的文学，是否可以随意比较?这是当时我反对肤浅东西文学比较的主要立场。
我认为那是“以偏盖全”的研究，亦是现在我要提出来的“文化通性”(cultural universals)及“文化个别性”(cukural particulars)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始终存在于中西或东西或异文化比较或文学比较研究中。
当然“粗枝大叶”的比较，可以不考虑这一问题。
可是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进展，不容许我们如此苟延下去。
观看目前普及的比较研究，自从考古人类学进入了文化、文学等学科研究后，我们不得不更仔细地去讨论“比较研究”这一大题目了。
多年前，当萨义德提出他的“东方主义”论点后，这一要题就变得更具迫切性。
文化的差异和民族、民俗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对“醒学时期”(Age of Enlightermaent)后所产生的“西方中心”(Euro-centrism)优越论的挑战。
这亦促成了世界学术界对文化多元性、不同文化比较研究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比较文学研究自然亦不落后于人，加上政治现实的需要，非同源的文学比较研究，亦兴盛了起来。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一大趋势发展之下，自然亦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由近年来，内地、港、台三地比较文学研究的“地势图”(Topography)即可证明。
我们比较文学研究，走过了“浅水”(牵强的比较研究)，进入了“深海”(study in depth);从早期借用类比方法、新批评理论，经过了结构主义，
进入解构主义;从以欧美学术界对政治及意识形态反思为始，到今天以之为文学研究，包括比较研究在内的举世通用原则(universal principle)，不求相同点(sire-ilarity)而探讨相异性(dissimilarity)及多元性(plurality)，再再地显示了比较研究的新发展及趋势。
这一发展亦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思考和新题目。
多年来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走向，可由亚洲各地举办的比较文学大会所包括的题目，见其端倪。
这次大会亦不例外。
在大会提出的15个大题目及特别圆桌讨论议题中，可以见到有关(1)文学理论，(2)文学作品，(3)文学与文化，(4)文学与宗教，(5)文学离散或离散文学，(6)翻译文学，(7)卅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回顾等等多项主要题目。
其涉及内容，已超越卅年前起步时的范畴。
但这亦为我们带来了问题：比较文学(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究竟在研究什么?这亦是卡勒(Jonathan Culler)多年前提出的问题。
卡氏认为当前的比较文学已不是一门学科。
学科有其特定的目标及由之而定的方法和理论，尽管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学科都以科学论证方法为主，但各学科所注重的观点，仍有其特定性，同时亦限定了该学科的研究范畴。
可是又因世界发展趋势、经济和政治因素引发了许多意识形态所导向的纠缠复杂争论。
这可由文学研究脱离不了政治纠缠、亦离不开意识形态干涉的演变趋势，看得出来。
所以卡勒说，比较文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field。
如此看来，当前的比较文学已远离当年歌德所提的世界文学的定义。
我想歌德的重点观念是文学的通性(universality)，而今天的文学通性，正巧相反，是指“相异”的通性(universal variability)。
这造成了比较文学研究哪一种结果?更多发展或研究空间?还是更多的不可比性?检视过往的努力，我认为这一新发展替比较文学带来了更多机遇，从传统的类比或影响研究狭仄限制中，解脱了出来，找到了更多的研究题目和更广泛的研究空间。
这我想，或许是歌德的最终目的：通过比较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的研究，促成“世界文学”的诞生。
这亦是我要说的“举世共有的、通过文学的比较和研究所获得的了解”。
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必须以“反映”和“反思”为始点。
“反映”一词，从中文来看，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表示”的意思。
在此，我想用英文原意来诠释我的看法。
英文的“reflection”或“reflexivi-ty”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某一作品或行为所显示的意涵，一是指某人对某事的一种思考。
二者的意义截然不同。
应用到文学研究上来，前者指将作品作为时代和社会的精神及思想反映来研讨;后者则可作为作者或读者，通过文学作品来评论时代精神或社会状态，是一种直接的反思。
二者都求对作品、作者、时代、社会能有较深刻的认知和批判。
苏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地下室手记》、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人的作品都显示出作者们对两个民族所代表的“社会状态”、“民族个性”、“政治和文化条件”，有深刻的了解和批判，这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出来。
作者既藉作品“反映”出现实状况，又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状况的批判。
但若将二者的作品，再作比较，我们又可察觉，陀氏所表现的是，一个充满了感性的宗教灵魂，及求知的哲学头脑，和真诚的“俄国个性(或灵魂)”。
而鲁迅所描述的，却是一个沉浸于千年来腐朽、窒息传统中的民族个性。
鲁迅的“自贬”式的自我批判，更是一种“反省”式的“反映”。
可是我们却不能因这一改变，即是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充，而忽略了中西比较研究的限制。
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政治和经济的条件，加上中西传统思想的不同，比较研究亦因之有其极限，而上述的因素即是构成限制的基本因素。
除非因某一原因，这些不同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因素，都有同一发展的趋向，如当代的经济因素，引起不同体制和文化所形成的、本是多元发展的社会，都向一个方向演进――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全球化即是一例。
可是，不同文化或文学的发展方向，是不会一致的。
在这一多元化文化和一元化经济发展的趋势下，我们如何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倒确实有一些新问题，这里我们没有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亦没有一个轻而易举的方法。
有人认为跨文化研究，可以经由了解不同文化的本质，去了解或包容，甚至吸收异文化的优点。
这似乎接近“巴西学派”中讨论的“食人主义”。
即是在本身文化的优良基础上，吸收外来的文化精华，构成一个更上一层楼的精英文化。
如何做到这一点，吸收并融合外来文化的优越性于本土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追求。
这一点我们可由早期弱势文化，依赖翻译来达到目的的努力中，得到充分的说明。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是一证，中国明清时代的西学介绍是另一证;当今世界各国，群起追探西方(当说欧美)式的政治思想和体制及物质文明又是一例证。
在此一追求过程中，语言是必须的工具，这亦牵涉到翻译。
二者在今天的比较文学学科方面，已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当然将翻译作为工具，或许是不太恰当的说法，因为如此谈翻译，就无法解释翻译学的产生。
这点以后再谈。
欧文与周蕾的争论，不仅是有关翻译，亦与文化了解有关。
我所要提的是另一个问题：如何评判价值?依据是什么?我们对翻译作品的评价，是依忠实于原文还是以译文的流畅为准?前者保存了原文文化的意涵，后者却读起来流畅通顺，更像译文文化产品，尽管它忽略了原有文化的精髓。
举一个例子说明，伊文金(Evan King)1945年出版的老舍《骆驼祥子》英译本，其结尾竟以喜剧收场，这和老舍原著的悲剧结束，大相径庭。
这又意味着什么，令人深思。
当然我们从读者立场来看，可依自己主观的见解来诠释这一现象。
至于这一因时、地、人而异的解释，能否与原作者或译者的含意相吻合，则可以有多种不同或相同的说法。
有关译文是否符合原文，或译者对原文是否掌握住其精髓，则又牵涉到文化了解是否精到或透彻这一主题。
此非本文讨论的中心，在论翻译时，中外、古今的译家亦都讨论过，此处不赘。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题目。
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着重对原文的阅读能力。
因此多语种的知识，构成该学科研究的主要条件。
这一要求是基于一个条件，就是比较文学是一门追溯不同国家文学的“共同根源”的研究学科。
其明显偏于西方各文学问的关系和源流的倾向，再清楚也不过。
希腊哲理和拉丁文化，在此的份量，亦就不言而喻了。
以英国文学为例，剑桥大学，一所创始英国文学研究将近百余年历史的高等学府，至今英文系头二年的学习，还以“比较研究”为重心。
必修考试科目中，必有“中古英文和日耳曼语文之关联”、“英文和古语文――希腊文和拉丁文”、“英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比较”等。
当然这是以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为根本的文学研究。
至于非WASP的文学研究，就只好把它归入“世界文学”中了。
19世纪的德国大家，穆勒教授(Professor Max Mtiller)大概是第一个做到打破这一狭仄观念的人。
他不倦地努力，将非西方宗教、哲学、语言研究，带入了欧洲学术研究的世界中。
这是我称道的“知性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从知性的立场，去思考、反省“单一或多元化”的知识问题。
这就是我要谈的“反省或反思”(reflexivity)题目。
诗人艾略特，谈“时间和传统”这一题目时，执着地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程序，将“人、事、物”和“思想”联系在一起，构成文化和传统。
传统对他来说，是一个永续不断的发展过程，随时地在维护、更新、重构“因袭成规”的思想和集体行为。
因此我不认为艾略特是一位“保守者”;我认为他是一位“反思者”，对文化及传统的看法，不是“一成不变”或“死守成规”。
相反地，他是求“对事物观察的距离感”。
对他来说，唯有保持这一种“距离”，文学(包括思想)研究者，才能客观及中肯地去作评价。
这才是从客观、知性的出发点，对文化、文学作知性的判断。
这与李察斯《论孟子说性》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氏的论点，更贴切地指出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精髓。
李察斯打破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惯例，即是依文类或文体，或主题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去作异文化及文学的比较研究。
在试图翻译孟子论性的篇章论说并加以自己的阐释时，李氏将东方哲学表达方式，比为西方的诗歌，将二者划以等号。
李氏的说法，不仅打破了传统比较(文学)研究所惯用的方法，还表示他认为比较研究不应拘于形式的看法。
他以为，将孟子论“性”的解释，作为定论“中西两个文化，在思想上的认知有差异”是非常不智的看法。
他又认为，若我们将思想上的差异原因，归于“研究目的和方法”的不同，是同样的愚昧。
因为孟子所说的“性”，天命之谓性，在构成因素上及功能上，和西方论Mind的预设条件(hypothetical standard)有所差异。
西人认为中国人对科学方法不注重，在李氏看来，是一误解。
李氏认为，后世人士对孟子论性的诠释，缺乏科学性的条理，只不过是他们不注重理论罢了。
这点可由李氏本人的译文及他其它的论逻辑说等文章中得到充分证明。
李察斯《论孟子说性》文中，对孟子的原文作选择性地翻译，自有其目的。
除了阐释文化、哲学因素之外，他还提到了语言。
他提出了语言的两个性质，即“表述性”(denotation)及“隐示性”(connotation)，亦可作“含示”。
他认为中国哲人或文学家，写作论述时，多将“隐示”语言和“表述”语言，混合使用。
因此中国的哲理论言，可以“文情并茂”，亦诗亦文，将两种性质的文词共用，来释说一切。
因此，他说“知性思考”(intellection)所形成的“习惯”(habitation)，亦就是接受、采纳已“成规定论”的价值和思想(being used to a set of values and ideas)。
从反面来看艾略特和李察斯二人对翻译异文化作品的议论，我们可以得到另一个结论。
这就是文化差异的确造成了，由一种文化(或文学)翻译为另一种(不同语言)文化时，有很多问题。
可是我们亦可从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思考中，得到一些答案。
其中之一是，在思考问题时，我们会对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作品，都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先形成对某一特定作品的认识和了解，再对另一个作品作同样深入的认识，然后再将二者加以比较。
如此做，一定会让我们，经由深刻认识、了解不同的个别文化和作品，进入由比较研究而达到的“深层知识”。
这就是我所说的“反思”(reflexivity)。
这是“借镜”，由了解甲文化(我们自己的)到了解乙文化(异文化)，再到比较二者，使我们对二者的“深知”能弥补个别文化或文学的“得”与“失”、“盈”和“缺”，这样的“反思”或许能让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中西比较文学论文篇2
探析中西儿童文学比较
摘 要：儿童文学是文学大家庭中最基础、最古老、最快乐的文学版块，是文学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将进入到一个“黄金时代”。
在此背景下，分析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发生发展历程，有利于我们借鉴西方儿童文学的长处，来促进我国儿童文学稳步发展。
关键词：中西儿童文学;差异;原因
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创作并适合他们阅读的、具有独特艺术性和丰富价值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
[1]儿童文学是最大众化的文学，门槛低、容量大，拥有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
人类对儿童的爱与期待催生了儿童文学，反之，儿童文学又以爱的传播滋养着人类，并通过对真善美的颂扬担负起培育良知、教化人类的责任。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西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来揭示中西儿童文学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和美学风貌。
细究人类文学的发展史，儿童文学是历史发展的晚期产物。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衣食尚且堪忧，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尚未产生，更别提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求生压力的减轻，人类开始寻求精神方面的粮食。
精神活动的扩展又使文学艺术的诞生成为可能。
但文学出现之后，它本身的性质分化却非常迟缓，即是说，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通常意义的文学之中是不包含儿童文学的。
这意味着，文学也还没有把儿童作为一个可以独立享有文学的社会实体对象来看待。
只有儿童有了社会地位以后，才可能出现为满足儿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需要的文学，儿童文学才会应运而生。
因此无论中西，儿童文学的兴起都是比较晚的。
但是我们发现，文化相对更为开放、社会解放的程序较深的民族，其儿童文学的发生也较早。
如果说其他文学是文学之树开出的花，那儿童文学就是文学的根，没有哪一种文学比儿童文学更接近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形态。
通观中西方的第一批儿童文学作品，皆取自民间传说或上古神话，带有原始艺术母体的痕迹，最接近自然状态人生，保留了本民族文化中最基本的要素。
中西儿童文学的历史演进历程完全不同。
在西方，十六世纪以前，欧洲各国还没有“儿童”这个观念，“儿童”是一个历史概念，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建构起来的概念。
古希腊戏剧中虽有孩子，但是他们不过是戏剧家需要用来点缀作品的道具，而并非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论：儿童不是早期文学作家重要的描写对象，早期文学史上的作家也无意在儿童身上汲取创作灵感，把他们变成创作素材。
“教育之父”夸美纽斯(1592―1670)使十七世纪成为转折点，他率先提出“普及教育”的观念，认为儿童不管贫富与性别都应该全部进入学校学习。
他提倡教育应适应自然规律，所有强迫儿童学习的行为都是违反自然。
1658年，夸美纽斯发表了《世界图解》，这是一本用国语编写、图文并茂的专门针对幼儿的看图学话读本，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带有插图的儿童教育读物。
这本图画教科书开启了人们深刻认识儿童的第一窗，使人们意识到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世界，既不是缩小的成人，更不是成人的预备。
《世界图解》的发表标志着人类对儿童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转折，儿童开始被当作一个独立人生阶段来认识。
十八世纪，因与英国著名教育哲学家洛克(1632-1704)在儿童与青年的教育问题上含有分歧，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一1778)创作了教育学名著《爱弥儿》(1762)，这本书被誉为继《理想国》之后最有价值的教育瑰宝与新时代的教育宪法。
卢梭从自然主义的教育观点出发，要求教育适应受教育者的成长和发育，要适应其年龄特征、个体差异与性别差异。
这部书影响深远，先是推动了德国普鲁士教育的发展，后又波及到欧美各国，而人们对于儿童的研究随着教育事业的展开而日益广泛和深入。
自此，欧洲产生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经典。
从19世纪到20世纪，安徒生、科洛迪、马克吐温、林格伦这四位儿童文学巨匠的作品使儿童文学开始为世人所瞩目。
他们的作品流传深广、深入人心。
安徒生的《豌豆上的公主》、《海的女儿》、《丑小鸭》，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以及林格伦的《小飞人三部曲》、《长袜子皮皮》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些作品使儿童文学在文学史上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中，《长袜子皮皮》于1945年出版，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神奇的小姑娘，她力大无穷，全世界没有一个警察比得上她，她一个人住在一栋小房子里，富得像一位财神，只要她高兴，她可以随时举起一匹马。
皮皮经常买一大堆糖果，分发给孩子们。
她所做的一切符合孩子们的天马神空的想象，深得孩子们的喜爱与崇拜。
这个完全颠覆大人眼中好孩子形象的“皮皮”之所以风靡世界并不是因为教会了孩子们如何不守规矩，而是她不可思议的想像力和纯真自然的童心，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为很多孩子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1世纪的今天，英国女作家罗琳的《哈利波特》用她的作品告诉我们：人们确实能从文学中得到一些东西，但可能只是开怀大笑，而并非每次都能像打你一个耳光一样让你吸取教训。
儿童读物不等同于教科书，这并不是文学的特性。
《哈利波特》这一故事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其天马行空的想像力，那种超越平凡生活的神奇想像不仅俘虏了孩子，也吸引了许多成年人。
罗琳笔下的“魔法世界”几乎可与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相媲美。
王泉根教授曾表示，《哈利波特》最大的特色是站在儿童本位替儿童说话，争取儿童的符号权利。
中国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但由于借鉴了西方的进步的儿童文学理论，其理论起点较高。
1840战争后中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洋务派三十年的经营却因甲午一役而破产，此后中国又经历了“戊戌变法”等等，虽然一一失败，但晚清改革的步伐却从未停止。
晚清时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思想和体制转变惊人，其中教育改革的成绩最大，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是“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
为了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晚清新式学校逐渐大批兴起，科举考试终致废除。
[2]晚清时期为我国“三大翻译高潮”时期之一，其中西学译作层出不穷，译家辈出，这直接催生了现代儿童观的出现。
晚清时期，留学潮兴起，这些学成归国的学子们不但带回了新潮的生活方式，也带回了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将他们翻译成中文，以一种全新的思想冲击着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启蒙了国人对于儿童的认识。
自此，成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儿童的审美需求，也开始了对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和对于中国民间童话、故事的整理。
晚清儿童文学意识因此萌生。
1908年《童话》丛书的诞生和第一编《无猫国》的问世则宣告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正式出现。
晚清时期，翻译与儿童文学有关的作品数量最多者首推林纾。
林译小说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产生了震撼性影响。
[3]众多现代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冰心、钱钟书等在相关文章中都曾谈及自己幼年、童年或青少年时期读林译小说的印象与深切感触。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青少年儿童正是通过“林译小说”和其它译作而逐渐开始接触域外文学，从而迈入了一个陌生而新奇的儿童文学世界。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兴起了一股强劲的“儿童热”和“儿童文学运动”，1920年周作人儿童理论专著《儿童的文学》的出版，从儿童文学理论的角度宣告了儿童文学的价值，确认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对于当时人们的儿童文学观影响最大，自此，“儿童的文学”的名称正式得以提出并最后确立。
1924年，“儿童文学“专栏在《小说月报》首次登陆，专门发表儿童文学作品。
虽然这些作品大多都是译作和介绍，但也有国人的创作掺杂其中。
比如高君蔑的《熊与鹿》、《白雪女郎》、叶绍钧的《牧羊儿》等等。
这一专栏的开设，标志着中国文坛又确立了一个独立的文学分支――儿童文学。
在中国的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叶圣陶、张天翼、严文升以及郑渊洁被公认为对儿童文学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被公认为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如叶圣陶童话的代表作《稻草人》算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童话的最初尝试，“为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先生如是说。
但作品的主人公稻草人是黑暗社会的反映者，它的身上没有一丝孩子气，充满了成人的悲哀与无奈，几乎就是个成人形象。
叶圣陶本人谈到这部作品的时候表示：“……写的都是实际的社会生活，越来越不像童话了，那么凄凄惨惨的，离开美丽的童话境界太遥远了。
[4]十年后，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出版，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童话成熟的标志，因为其较好地克服了初期左翼儿童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化和成人化的欠缺。
虽然以我们今日的价值取向来看，两个主人公的形象相对单薄，不够丰满，比如大林完全没有优点，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
而小林却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完美无瑕。
1957年，严文井的《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中塑造的人物则更加进步，唐小西身上集中了一个十岁左右男孩的种种特点：淘气、贪玩、乐于助人等。
作品主旨非常明确，就是想通过实践告诉孩子们时间的重要性。
八十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曾说：“孩子喜欢看想象力丰富、幻想奇特的童话。
一篇想象力贫乏的童话，孩子一定不爱看。
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我准备写一些‘天花乱坠’的童话。
我的目的是：丰富孩子的想象力;让他们解除一天学习的疲劳;让他们笑，让他们高兴。
”[5]他的代表作《皮皮鲁外传》中的主人公皮皮鲁是一个家喻户晓的顽皮小男孩，他坐着“二踢脚”飞上天空，拨动控制地球转速大钟的指针，导致地球上的一切都乱了套。
但是，作品不仅仅塑造了一个小顽童的形象，还通过这个小顽童的所见所闻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
比如皮皮鲁到了人人都多长了一只势利眼的三眼国，还碰到了开会成瘾、不开会就难受的一二三四五总统等，这样的构思无疑增加了作品的深度与厚度，使作品变得更加有意义。
中西儿童文学各自的发生发展跟中西方自古以来的政治、经济与教育都是分不开的。
西方儿童文学具有城邦经济色彩，强调个人主义，重视个人的需要与成就，中国儿童文学带有农业经济成分，崇尚集体主义，重视家庭与国家。
西方儿童文学崇尚自然、歌颂生命、重视人生欢愉，这种审美个性的自由发挥，造就了西方儿童文学富于幻想、感情奔放、异彩纷呈的美学风貌。
中国儿童文学强调表达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情感、避免流入神秘主义和纵欲的宣泄，重视想象的现实基础和符合“逻辑”规范，因而造就了中国儿童文学端庄平实、温柔敦厚的美学风貌。
随着历史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中西方文学会越来越逼近。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方卫平、王昆建.儿童文学教程(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
[2] [3]张建青.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译介学视野下的晚清儿童文学研究.23.35.
[4] 叶圣陶.我和儿童文学[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5.
[5] 郑渊洁.童话属于孩子们[J].《儿童文学选刊》198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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