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探究

论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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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德里达被称为“解构主义之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文化传统中所有解释语言、文学和哲学等等的明确的、封闭的体系。尤其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和“语音中心主义”等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学理论进行解构，并深刻的影响了西方学术界的思维模式。

　　关键词：德里达 逻各斯中心主义 在场形而上学 语音中心主义 解构

　　在德里达的诸多著作中无法找到一个现成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去界定他的解构思想。如果想去系统的弄清楚德里达的解构为何物，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德里达自然舍弃了这种“实在论的”定义。德里边的著作晦涩难懂，由于他独特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他从来就不曾建立过一个一般的理论体系，其理论的完全开放性正式对传统的、既定概念范畴的批判，因此反传统的、颠覆性的理论思路和晦涩难懂的文体风格构成了德里达思想的主要特色。

　　德里达主要针对三位一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形而上学”、和“语音中心主义”进行了解构，旨在批判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本质特征及其真理观和意义理论。首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总称， 它泛指各种各样的错误观念，但它本身的意义并不明确。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看来，存在着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而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支配性的力，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且逻各斯永恒不变，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这束缚了思想，也进一步束缚了人类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德里达认为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他认为这种观念代表着一种没有可能的、自我毁灭的梦想。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实质就是不同的哲学家或下定义者口中所指的各种“结构”或“中心”，只是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如理念、上帝和实体等。德里达要解构的正是这种“中心”或“结构”，目的在于消解这种中心和结构。在人文科学话语中人们总是把结构与中心联杀在一起，结构的规则要求结构具有一个中心，它支撑着整个结构，是整个结构的组织者。德里达认为：“我们极易表明结构概念甚至结构这个词本身是与认识一样历史悠久，也就是说与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它们深深植根于日常语言的沃土中，在其深处认识通过某种隐喻性的替换来组织它们，并使之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书写与差异》)这里的结构就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根源，在德里达看来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著名演讲中，具体论述了结构与中心的相互关系： 自结构的整体中，中心是唯一的起支配作用的，它构成了某种结构中的本质的东西，它在支配结构的同时摆脱了结构性。然而这就构成了某种矛盾，一方面中心是独一无二的，它构成了结构中的每个东西而且支配着结构，但另一方面中心又避开了结构，中心是整个结构的中心，这意味着它不是结构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中心就处在结构之外，中心也就不称之为中心了。因此，德里达认为被传统思想看成是哲学或科学等知识的条件的中心，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传统思想无疑是以悖论的口吻宣称：“中心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书写与差异》)德里达对“中心”概念的消解是他解构西方传统文化的前提。

　　其次，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整个西方传统思想的发展历程中都有一个“中心”贯穿始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心”被予以不同的名称和形态：“如同整个西方历史那样，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这些隐喻或换喻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在”确定为“在场”。它将证明，所有这些与根本法则、原则或中心相联系的名称都提示着某种不变的存在，诸如观念本质、生命本源、终极目的、生命力(本质、存在、实体、主体)、真理、先验性、意识、上帝和人等等”。 (《书写与差异》)将“在”确定为“在场”是指传统的形而上学中绝对的真理是在人们的语言之外固定存在的，在人们说话交流的过程中会被涉及和传达出来，这时候原本“存在”的就变为“在场”了，理性被用来发现这些真理的手段。德里达将其称之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并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德里达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展开的。海德格尔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存在”进行定义和描述，但他仍然没有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误区。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局限在于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他指出：“确实不能把‘存在’理解为存在者，令存在者归属于存在，并不能使“存在”得到规定…… ‘存在’不是某种类似于存在者的东西。”“存在就是存在，而不是存在者。”(《存在与时间》)按海德格尔的看法，存在者只是一种在场的东西，而存在则是存在者之所以在场的根据。海德格尔认为以往形而上学家都把存在理解为在场的存在者，无论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中世纪的上帝，笛卡尔和康德的自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尼采的权力意志，他们都犯了一个共同错误：把存在规定为“在场”，从而将存在与存在者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德里达的看法与海德格尔完全一样，认为一切传统思想都是应该遭到批判的“在场的形而上学。

　　“西方形而上学把存在的意义限于在场领域，它成了语言学形式的霸权。”(《存在与时间》)德里达认为存在一旦被锁闭在语言符号中，也就马上沦为存在者了。他进而指出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东西既不能描述现实也不能反映内在经验，也不能被人们充分的认识，语言不再具有清晰的意义，只是一张漫无头绪的蜘蛛网。语词如果表现不出任何确定的意义，那么等级森严的文本也不能体现出什么更有意义。既然语言表达不出清晰的意义，那么传统形而上学企图建立的一种稳定语言结构也就被颠覆了，建筑在原有语言结构上的文化传统也就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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