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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发展的哲学反思论文
本世纪20年代形成的逻辑经验主义，揭开了西方哲学的“分析时代”的帷幕。逻辑经验主义概括了以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科学知识观、科学方法论、科学理论及其解释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因此在西方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在科学发展观方面，它基本上还是采纳了自牛顿以来，特别是培根所概括出来的归纳主义观点，因而内中虽然包含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可是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最主要的就是它无视科学发展中的革命性进步。正因为如此，在30年代就出现了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反归纳主义。以后，在本世纪中期，又出现了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他们主张从动态的历史研究中认识科学的本质，并明确提出了科学革命的概念。其中，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可以说是震动了西方科学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麦克斯韦、劳丹、霍尔顿等人又相继提出了一些见解，发展了库恩的理论，使历史学派的影响日益广泛。不过，在此期间，西方科学哲学还有两条发展路线：一条是传统逻辑学派在70年代对库恩范式论的形式的改造，其标志是斯尼德和斯台格缪勒的“结构主义重组”理论；另一条是“新历史学派”通过研究推理形式和理论评价标准来寻找科学知识发展的理性，以夏佩尔的“信息域”理论为代表。总之，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围绕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问题，提出了种种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主张，引起了科学界、哲学界的人们的关注。
本文不打算系统地介绍和全面评论这些观点，而只是想对科学的发展作一点哲学的反思。在内容方面，鉴于苏联哲学界以凯德洛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对科学技术革命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并提出了他们的一些见解，因此本文也予以涉及，以便一并加以述评。
波普尔把科学视为“人类心灵的壮丽的探险”，认为科学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是任何形式的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反对“科学始于观察”这一传统看法，而把“问题”作为全部科学探索的出发点，并以“证伪”(也译为“否证”)原则取代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指出科学理论之为科学就在于它的“可证伪性”。在此基础上，波普尔提出了他的科学发展“四段图式”：问题1→试探性理论→消除错误→问题2。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探索的逻辑就是：试探、错误、再试探、再错误……；或者说是：猜想、批判、再猜想、再批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波普尔所描绘的这幅科学发展图景，是—幅自由探索的逻辑图景，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自身的能动的发展，使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呈现出生机。不过，波普尔所说的科学发展，指的是跳跃式的革命，革命的实现即是对现有理论的不断“证伪”，也就是科学通过不断地反驳、否定、批判、推翻现有理论而发展。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论也许反映了科学自由发展的一定时期的特征，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科学发展并不完全像走马灯那样变幻不定，因为它也有相对稳定的进化时期。就此而论，波普尔的失足在于，他把科学革命视为科学理论的更替，即旧理论的证伪和新理论的出现，而科学理论相对来说则是脆弱的、易变的，这显然与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形有许多背谬之处。
也许正是由于看到波普尔面临的困境，激发库恩用范式论取代波普尔的理论。范式包括理论，但又不仅仅是理论。它是关于世界的整体图像，是“看问题的方式”，因而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另外，范式还具有它的社会的心理的意义，接近“科学共同体”一词。在库恩看来，科学并不是以某种不变的速率发展着，相反地，存在着一个相对短暂的所谓“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革命前占优势的范式被推翻，并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在两次革命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所谓“常规科学”时期。在这个时期，新范式被发展、被应用，同时，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也逐渐暴露出无法使人满意的地方，不断出现“反常现象”。由于大量反常的涌现，导致“危机”，而危机是新理论诞生的一种适当的前奏，是科学革命的前兆，于是继而发生科学革命。库恩提出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与波普尔的模式相比，这也许可以称之为“阶段革命”论。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尽管难以囊括各学科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但它毕竟在客观上揭示了科学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规律，强调科学革命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都是应该肯定和借鉴的。但是，由于库恩哲学思想的两重性，使他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混乱和迷惘之中。例如，他在揭示科学革命本质的同时，却又将革命归结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格式塔转换；他在阐述科学发展中的质变的同时，又认为范式不可通约，断然否认范式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继承性；他在反对一次检验(证实或证伪)的经验主义论点时，又走上了否认理论可检验的极端，从而为否认客观真理敞开了大门。另外，“范式”这个概念也比较庞杂，据有入统计，范式共有21种用法，如可以被理解为理论的框架、科学认识的规则、科学研究的范例、科学分界的标准、方法论的单元、形而上学的假定等等。因此，有人认为用范式的变更来定义科学革命，很难说就是抓住了科学革命的实质。
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到70年代，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按照这种方法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发展的，科学革命就是研究纲领的转换。研究纲领是有结构的整体，它由两部分组成：中心是相对稳定的“硬核”，周围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层”。硬核是约定的，科学研究纲领的不同主要在于它们的硬核各异。这个研究纲领是由理论体系中的各种理论结合而成的，它可以通过“反面助发现法”告诉科学家那些途径应该避免，即告诉他们不应试做什么，以保卫硬核，免于反常现象的冲击。也可以通过“正面助发现法”告诉科学家应该遵循那些研究途径，即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从而不断提出解决反常的方案，使他们不致被大量的反常现象弄得心慌意乱，从而建立、发展、完善越来越复杂的模拟实在的模型。因此，科学研究纲领不像波普尔的理论那样，一个反例就会遭到证伪。
研究纲领只要处于前进期，就有足够的“启发力”实现“进步的问题转换”，即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同时，科学发展也不像库恩所设想的那样，从一种范式转换到另一种范式，其间没有任何连续性可寻。拉卡托斯还认为，当研究纲领越来越不能应付反常事例时，就出现“退化的问题转换”(有时也可通过调整保护层获得“新生”)，最后就要让位给新生的竞争对手，此时也就发生了科学革命，这是一个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是一个不断趋于真理的合乎理性的过程。但是，拉卡托斯所分析的研究纲领的进步、退化以及退化后的“新生”，只有事后很久才能认识到，这就产生丁一个问题：这样的历史怎么能证明这种研究纲领方法论有效呢？而且，他也没有提出怎样合理地发明硬核和启发法，或者怎样在它们之间进行合理的选择。可见，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基本上还是描述性的，缺乏逻辑上和内在源泉上的揭示和论证。
费耶阿本德是60年代以来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他在科学发展观方面比较接近库恩的科学革命概念，但却把库恩的非理性主义推到极端，从而以“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而著称。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有一定的“韧性”，即在一定时期人们总要恪守一种理论，而置大量反证于不顾，在这一点上他反对波普尔关于理论不断被证伪的观点。另一方面，有“韧性”即容许对现行理论进行调整，这就势必出现“增生”，使不同理论同时并存，在这一点上他又否认库恩的范式绝对统治和常规科学的存在。韧性和增生是相互作用的，因此科学家既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又要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认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不是科学发展的两个不同的时期，而是两种不同的因素，即科学的经验成分和哲学成分。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这两种不同因素的辩证综合。科学的经验成分虽是大量的，但并不是科学的全部内容，人们不应该忽略哲学成分在科学革命所起的重大作用。不过，由于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的韧性在于理论不可能用事实来检验，增生也仅仅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因而科学理论不可能具有任何真理性，也没有任何理性基础，从而科学发展也就谈不上什么逻辑模式。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美国科学哲学家尼古拉麦克斯韦是以彻底的反经验主义的斗士出现的。他认为评价和选择理论，经验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还有其他的逻辑标准和社会标准等。而现代科学哲学家，包括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在内，认为最后还是要诉诸经验检验，因而并没有完全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麦克斯韦强调，科学变革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是某种形而上学假定，这就是在一定时期支配科学发展的“形而上学蓝图”。他指出，科学实际上一开始就起因于宇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形而上学假定，科学的发展就是科学家力图找出各种可理解的形而上学蓝图，而每一种蓝图都需要建立一定的理论加以阐明。为此，他提出了六条选择标准，认为科学家应该重视对蓝图的研究与筛选，应该通过批判不断改善他们的蓝图。当理论失败时，还应该及时以新蓝图取代旧蓝图，从而引起科学变革。但是，麦克斯韦并未明确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形而上学的蓝图是怎样产生的？怎样通过蓝图去扩展理论？
劳丹是西方科学哲学界的新秀。劳丹认为库恩的形式并不能恰当地解决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进步的问题，他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新概念来代替范式。所谓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总的假定，即对—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进程的假定，对这一领域中用以探究问题和构造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研究传统排斥了范式内的心理要素，而恢复了被逻辑经验主义排除于科学之外的形而上学的地位。在劳丹看来，他的研究传统体现了本体论、方法论的精髓，正是这些精髓使研究传统彼此相区别。研究传统也包含若干理论，这些理论是同时的或前后相继的。
研究传统为所属理论提供指导方针，以便把该领域小的经验问题归并到研究传统上来，从而解释这些经验问题。劳丹的研究传统不像范式那样僵硬，它可以通过修改研究传统所从属的理论，甚至可以通过修改研究传统内部基本核心成分而不断发展。为了克服范式不可通约的障碍，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本身在连续性的发展中进化的见解。他还认为在同一领域可以同时存在几个研究传统，它们之间并不是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因此科学革命不是创造出一个各种成分都是崭新的和革命的传统，而是以某种方式把旧传统的成分重新加以组合，提出一个新传统。但是，研究传统用解决问题来说明科学活动和科学进步，显然是实用主义的观点，而且它与理论的关系也过于松散。
霍耳顿在科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主题分析的概念。所谓科学主题，指的是科学中的基本前提概念，如物理学中的物质间断性与连续性、粒子性与波动性、运动的守恒性、因果性、相对性等等。科学主题在科学发展中有相对的稳定性。尽管科学理论不断发生变化，但科学主题却具有相对的不变性和继承性。从科学主题分析的观点看来，科学革命往往在科学主题方面回到以前的深刻的题目上去。霍耳顿指出，所谓科学“革命”，归根结底就是回到古典的纯一性的一种努力。他列举了爱因斯坦的方法论与牛顿《原理》的众多相似之处，并认为他的定义是伟大的科学“革命”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他甚至说，相对论只不过是把时空位置从牛顿的上帝的感觉中枢移到爱因斯坦的抽象的思想实验者的感觉中枢罢了——就好像使物理学最后还俗了。霍耳顿的主题分析概念避免了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和缺乏继承性的缺陷，但似乎轻视了科学革命变革的一面，他在“革命”二字加上引号，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斯尼德和斯台格缪勒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对范式进行了“理性重组”。所谓理性重组，就是用一组形式化的符号来代表范式的内容，对范式的内容加以改造。在用形式化方法处理之后，就可以表明在常规科学家和革命科学家之间存在历史的连续性，而一旦革命科学家要改变常规科学家的理论核心、一组范式应用和范式网络(启发如何从理论核心过渡到范式应用)时，双方就不能共处于一个范式之内，因而就不属于同一常规科学了。
含有理论潜在内容的理论网络(是一组能为理论核心、范式应用和范式网络接受的理论网络)将通过助发现引入范式，促使范式发生质的变化。总之，“理性重组”纲领允许关于理论变革、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和理论内部的相互还原的动力学的合理化可以在结构上客观化，并且(像批判理性主义那样)为理论的合理进化做出了规定。但是，对此也有人提出了批评，即认为这种理性重组抽掉了范式的哲学内容，仅以极抽象的形式涉及科学共同体，而且形式归并只是一种理论的静力学，而库恩的科学革命图式本质上是动力学的，因而这种理论也有很大不足。
夏佩尔对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科学哲学中的泛滥深感不满，他作为“新历史学派”的先驱提出了“信息域”理论，反对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过分夸大社会和心理因素，夸大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对范式的僵硬性、非继承性和不可通约性统统加以批判，对费耶阿本德的批判尤甚。夏佩尔认为，一系列的信息逐渐集合成一个信息城，它具有如下特征：这种信息集合依据各信息之间某种内在联系；如此集结的信息域蕴含着某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当前科学技术水平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夏佩尔把满足这些条件的一组信息叫做“信息域”。在这里，信息域中的“信息”主要是指事实，他一再强调，他的理论的基本精神是要从事实出发，细心倾听“事实”的“启示”去进行探索。信息域并不要求搜集一大堆同类事实，重要的是有内在联系的事实，这里的“内在联系”并非一般的因果联系或时间顺序，而是指隐藏在各不相同的较深层次中的统一性。统一性的核心是“解释因素”，它像一根轴线把其他构成成分——理论基础、基本前提、推理程序、推理模式等——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信息域是在科学中自然地长期地形成的，它有极大的启发力促使人们动脑筋思考它所提出的问题。信息域还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例如，16、17世纪形成力学的信息城，18世纪形成化学的信息域，19世纪形成热力学和电磁学的信息域等等。由于一个时代的信息域是由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人类智力发展等复杂因素决定的，所以科学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夏佩尔的理论在批判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存在着缺陷。
凯德洛夫在他的近著《列宁与科学革命》中集中地论述了自然科学革命问题。他指出科学革命有三个特点。第一，科学革命要求破坏和抛弃以前在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与客观实在不符的，即由于对自然界研究的不正确的、有局限性的立场而被人类理性引入科学之中的东西。第二，迅速地扩展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进入科学认识迄今还没有达到的自然界的新领域。在这里，新工具和新仪器的发明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们允许观察者和实验者发现超出人类从前的观察可能性的界限的全新自然现象。第三，革命并不是由经验材料的增长本身，并不是由任何一个新事实、新现象、新实物的发现本身引起的，而是由在解释和概括经验材料的过程中得出的、与以前已经确立的观念不一致的那些理论结论引起的。因此，科学革命正好发生在科学理论、科学概念和原理的范围内，发生在原有表述遭到根本摧毁的、有关科学定律的理论、观点范围内。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凯德洛夫把科学革命定义为：“所谓自然科学革命，应当首先理解为研究和说明自然现象的立场本身的转折，用来认识(反映)所研究的对象的思维结构本身的转折。真正的自然科学革命的实质恰恰在于思维方式这种急剧的转折，恰恰在于由已经陈旧的科学认识方法向新的进步的科学认识方法的转变。” 凯德洛夫从科学认识的角度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讨，但他在某些方面却割断了科学的历史，甚至得出了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在时间上一致的奇怪结论。
上述各个科学哲学流派或代表人物，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进行了哲学反思，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在论述科学革命时，都没有明确地揭示科学革命的实质。
那么，科学革命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作为物理学革命先锋和主将的爱因斯坦，在经受了物理学革命的急风暴雨的洗礼后，对有关科学革命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和其他文章中，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些定律的汇集，也不是许多不相关的事实的目录。在科学的开创性的工作中，最初的和最基本的步骤总是带有革命性的。科学上的重大变革和划时代的进步差不多都是由于旧理论遇到危机，在实在和我们的理解之间发生剧烈冲突时出现的。这种冲突迫使我们排除根深蒂固的旧科学观念，创造出新科学观念及新理论。只是在这种冲突激化之前，当科学沿着既定的思想路线前进时，它才具有进化的性质。很显然，爱因斯坦的这些看法包含着两个主要观点：第一，科学的发展是波浪式的，而不是直线式的，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变革，也就是说，它是进化与革命交替进行的。第二，科学革命就是科学观念的变革。
何谓“科学观念”？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观念就是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它是由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爱因斯坦又常常把基本假设称为“基本关系”、“基本原理”、“基本定律”、“基本公设”、“基本假定”等)构成的。科学观念(爱因斯坦也称其为“基本观念”)是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和构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因斯坦也使用“逻辑前提”、“理论框架”、“公理基础”作为科学观念的同义词。例如，在经典力学中，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力、质量、惯性等基本概念和牛顿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基本假设构成了经典力学的基本观念，力学的整个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狭义相对论中，新的时间、空间、同时性概念以及两条基本原理构成了狭义相对论的基本观念。
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科学观念是在经验事实(可能是不充分的)基础上，通过非逻辑的途径形成的。也就是说，科学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当然是在实验事实的引导下进行的，而不是纯粹的思辨)。正因为如此，来自认识论、方法论、自然观等方面的哲学思考，简单性原则和准美学原则(既有哲学因素，也有心理因素)，价值判断的标准以及直觉、联想、幻想、灵感、猜测、想像等都会在科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自己的应有的作用。在提出科学观念时，人们对它还有一个选择和评价的问题。由于科学观念与提出它时作为指导的已有的直接经验隔着—条在逻辑上难以逾越的鸿沟；由于数学方面的障碍，在没有从它推导出可供检验的结论之前，以及虽然导出了可供检验的结论，但一时还不可能进行外部证实或确认(实验检验)；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凭藉科学观念的内在完美，即它的“自然性”和“逻辑简单性”来选择和评价了。在这里，哲学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又参与其中了。难怪爱因斯坦说，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是主观的，是受心理状态制约的。不过，科学观念以及由它导出的理论正确与否，最终还是要接受实验检验的。于是，内在完美和外部确认的有机结合，不仅是选择和评价科学观念的标准，也是人们接受科学观念之考虑所在。这样一来，在科学观念的形成、选择、评价、确立乃至接受的过程中，既有坚实的经验基础，又摆脱了狭隘经验主义；既有大胆的哲学思辨，又避免了先验唯心主义；既包含有社会心理因素，又拒斥非理性主义；从而在哲学上防止了上述各种科学革命模式的缺陷。
科学观念是科学理论的基础，它是一个时代的科学认识论、方法论和自然观在科学中的集中体现，也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它一经确立便具有很大的刚性和弹性，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伸缩性。由于这种特性，它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效地充当科学家的研究指南，指导科学家进行常规科学研究。例如，《原理》之后200余年，刚体力学、流体力学以及解析力学，都是牛顿力学的合理延伸。而且，经典物理学(热力学、光学和电磁学)也是在牛顿力学的基本观念之上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历史时期，也有突破牛顿力学基本观念的新观念出现，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出的热现象的不可逆性，电磁学中的场的概念，但是它们分别通过统计解释和以太解释这样的辅助假设，重新被纳入牛顿力学的理论框架之内，从而保证了常规科学的顺利发展。
但是，到19世纪末，大量反常现象的涌现触动了经典理论，并波及到它的基础即经典基本观念，经典物理学家虽然千方百计地设法修补理论框架，但是仍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反常现象的冲击力已大大超越了经典理论框架的“弹性限度”)。这时，便出现了所谓的物理学危机。一般说来，旧科学观念业已动摇，新科学观念尚未确立之时，就是科学危机的时期。危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加速了旧科学观念的改造和新科学观念的确立，是科学革命的前夜，是科学家追寻科学理论基础的英雄时期。在这个时期，那些具有清醒的哲学头脑和敏锐的科学眼力的科学家，往往以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以别具一格的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另辟蹊径，提出新科学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造新的理论体系，这时科学革命便开始了。科学的危机与革命时期，实际上也就是旧科学观念从科学发展的正确指南转变为科学发展的严重桎梏之时。新科学观念一经确立，它又成为科学家的研究指南，指导科学家进行新的常规研究。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是实验和理论的对立统一，各理论体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后者集中表现在作为理论体系基础的科学观念的对立统一上。引人注目的是，各理论体系之间的对立统一愈益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
所谓科学革命，必然是指科学内部的某种东西发生了变革。科学理论固然是科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它的层次似乎过低而且易变，用科学理论的变革来定义科学革命就会重蹈波普尔的覆辙。然而，用过高层次的诸如思维方式等哲学性的概念来定义科学革命也不合适，因为它与科学的关系不十分密切直接，因为科学革命毕竟不是思想革命或哲学革命。这样，用处于思维方式和科学理论之间的中间层次的科学观念(它是科学内部的主要内容之一)来定义科学革命就显得比较恰当，因为它抓住了科学革命的实质。随着新科学观念的提出，通过逻辑演绎等途径，就可以建立起新的科学理论体系来。但是，科学革命并没有完全抛弃旧理论，而只是破坏和改变了旧理论的公理基础，确定了旧理论作为一种相对真理的适用范围。建立在新科学观念之上的新理论不仅能容纳旧理论所包含的许多知识，而且能容纳旧理论所不能包括的“反常”知识。不仅如此，旧的科学观念也并非统统被废弃，其中一些只是丧失了自己以前独有的统治地位，从以前的不正确的、与事实不符的壳体中解放出来，被赋予新的意义，它们原有的真理颗粒被继续保留下来，并作为从属成分有机地融合在新科学观念之中。在科学观念、科学理论的变革过程中，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自然观，一句话，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也伴随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样，我们可以尝试给科学革命下一个定义了：科学革命就是科学观念的根本改造，与此同时，也伴随着科学理论以及科学认识论、方法论、自然观等的更新。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的定义中出现了“根本”和“改造”的字眼，这是有一定的用意的。在我们看来，科学革命应该是一种整体性的革命，而不是局部的变革，因此对于科学观念的改造也应该是根本的、整体性的，而不能是表面的、局部的。在“改造”之前加“根本”二字，也是受到列宁和爱因斯坦的言论的启发。列宁说：“……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尽可能少加以破坏。” 爱因斯坦谈到：“谁也没有想过，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可能需婴从根本上加以改造。” 此外，我们在科学革命的定义中未用“变革”一词而用“改造”一词，也是由于这两段引文的启示。“改造”一词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就原有的事物加以修改或变更，使适合需要；其二是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建立新的，使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这种多义性似乎更符合我们赋予科学革命这一概念的含义和内容，同时也强凋了科学革命既有创新，也有继承的情形。
参 考 文 献
1、凯德洛夫：《列宁与科学革命自然科学物理学》（俄文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2页。
2、《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75页。
3、《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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