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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与时间空间的现代流变论文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文化经济与时间空间的现代流变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摘要：文化生活、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的时间空间性问题需要放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进行考察。前工业时代、工业化和后工业时期，时间与空间发生复杂的流变，从时空关系呈现的相对稳定到裂变压缩，再到难以捕捉的膨胀消逝，导致了文化生活、文化市场、文化消费与文化的生产组织、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推动了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时间与空间的现代性角度考量，工业化和后工业时代文化经济的时空关系的复杂流变乃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时间空间文化经济流变
胡惠林教授近日在《探索与争鸣》第5期发表论文《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学论纲》，系统考察了作为文化经济存在的一般关系的时间与空间，时间空间与文化经济的价值性，空间文化经济的意义，以及时空的现代性引发的文化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等问题，强调了文化经济的时空结构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对人类文化经济实践的影响与作用，提出了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形态、相同的时间与空间形态、相同的时间与不同的空间形态、相同的空间与不同的时间形态构架时间空间经济学研究向度的学科预设。[1]胡惠林教授敏感地发现时间空间对文化经济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已经成为促进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提出的若干理论预设不仅为建立文化经济学新的分支学科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也拓展了当下文化产业研究的视域。
胡惠林教授的理论或许在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那里可以找到某些踪迹。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第一章中，汤姆林森就明确地提出“全球化处于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他认为，全球化就是“复杂的联接”，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种网络系统。而所谓的“联接”，在汤姆林森看来，就是人们通过诸如空中旅行，电子传媒信息和图像体验到了一种全球空间的亲近感，或者说是“时空的压缩”[2]。事实上，前工业、工业化初期及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当下，时间空间对文化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前工业化时代人类文化经济活动的区域性阻隔及文化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亲近在使文化经济获得时空意义的同时，也制约了文化经济活动的规模。工业化时期，在现代工业技术和国际市场的支撑下，文化产品可以参照工业化标准进行批量化、规模化生产、储存和分配，资本与文化的关系更加密切，时间空间对文化经济的支配作用不断增强，文化经济从日常生活中挣脱出来，成为人类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交通技术推动了人类全球性的流动和文化交流，信息技术催生了影像时代和流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再度融合，但这种融合与前工业时代相比，已然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经济活动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快速更迭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伴随无处不在的文化消费背后，不仅是意义的流动更是资本的流动。在《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学论纲》中，胡惠林教授提出的时间空间不同形态与文化经济运行规律的四个向度虽然搭建了学科的研究框架，但我认为，时间空间经济学学科得以确立和研究的主体是时间空间的现代性与文化经济的关系。作为文化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固然需要从历时态角度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时间空间对人类文化经济活动关系和作用，但只有将学科的研究重心落脚到工业化以来时间空间的现代性流变对文化经济的关系上，文化产品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时间与速度、效益、技术、复制、生产、储存、分配，空间与市场、消费、利润、信息、资源移动、文化拼贴等才具有经济学的意义。作为时间空间的现代性表征的“时空交叉共存”、“实体虚拟互补”、“内外多元同构”等系列复杂的时空关系作用下催生的文化经济活动，诸如，城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消费、产业集聚文化创意空间、影视产业、动漫产业、文化创意、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网络游戏、文化体验也才可能成为文化经济研究的重要对象。
文化经济与时间空间的传统对应
《时间与空间文化经济学论纲》一文系统考察和梳理了文化经济活动中文化产品与文化经济中的时间价值，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周期、文化储存的时间风险性、文化交流的空间与文化产品的价值，以及区域、国家角度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形态的文化经济表现形态。其目的是希望从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中，发现和凸显时间在空间经济学中的痕迹和价值，这自然是有必要的。但文化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是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学科，从历史态角度考察时间空间不同形态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更应该聚焦的是不同时间、空间形态下文化经济运行的规律，包括文化资源配置、文化经济规模、生产组织方式、文化经济的表现形式、文化消费方式、文化市场、文化经济的地位等。文化经济是文化生活的表现形式，时间性和空间性是其基本特点。前工业社会里，文化经济融合于地方性的生产生活中，时间的延绵性以及与地方文化和族群对应的空间性支配了文化经济的社会化小规模的生产组织方式，局限了文化经济的活动范围和发展规模。全球化和工业化时代，在欲望、资本与技术的相互作用下，空间与时间发生快速流变，时空压缩、流变和叠加使大众文化消费得以横行肆掠，全球性文化消费空间的出现和文化消费的便利性、非在场性使文化产品的社会化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支撑，覆盖全球的网络文化空间加速了文化生活、文化消费空间的无限膨胀和文化消费的全时空覆盖，时间与空间呈现的现代性主导着现代文化经济的运行规律，促进了全球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生活的空间与时间伴随人类发展的始终，这似乎是个常识问题，但是不同的社会制造了性质有所差别的时间与空间概念，使时间与空间获得了文化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接受时钟时间作为日常生活的客观事实，即使这种时间其实是社会构造物；它提供了共同遵循的标准，不受任何个人的影响，我们不断参照它组织自己的生活，并且用它来评估与判断各种行为和主观感受。”[3]人类在地球的不同空间里生存。空间的自然属性，包括其在地球上的位置、自然地貌、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成为决定其空间范围内不同民族、族群生产生活的主要方式。当代文化地理学因而将研究的视点放在从地理学角度审视在时间坐标轴上的文化是怎样影响和塑造不同民族、族群的日常生活空间的。在文化地理学家看来，文化往往被视为现实生活实景中可定位的具体现象。人类在空间里的活动轨迹和日常的生活的延绵从而使得文化生活、文化事项中隐含的经济活动有了空间与时间的概念。地区与地区文化空间的边界、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地方性知识以及人的“地方性”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需要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进行审视。 经济生活在固定且统一的时间和空间中不断展开。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人们按照相对严格的时间序列，固定在以“农田水利网络、四季牧歌草场、海域洋流”为经纬的空间中，不断重复着生产、交换和分配，在“无需远行、无需久等”的相对稳定的时间空间生存。在这样的社会，信息几乎是完全对称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无需支付额外的交易成本，交换能够按照公平合理的“均衡价格”持续进行，没有人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社会是和谐安详的。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基本上是同质的，很少有差异性消费出现，或者由于生产力低下等因素，差异性消费需求很难得到满足。生产环节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社会在一个平面上往复运动。经济的空间性特别强，时间性相对稳定。文化经济掩藏于日常生产生活之中。
一般人会认为，大众文化消费与文化工业是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前工业化社会里似乎不存在文化消费、文化经济现象。事实上，把文化与经济割裂开来，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被无限放大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标志。在前工业社会里，生产活动、日常生活、文化生活融为一体，文化与经济活动相互伴生，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发生。日常生活的不断重复与地方性知识传播的范围及速度导致文化经济时间的被忽略，文化的交流、传承、传播呈现出的是一种线性绵延状态。交通区隔、文化生活的排他性使得文化传播与文化商品的交换等经济活动限定在很小的区域内，文化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对明确，具有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相对应的特征，且有较为清晰的市场边界。文化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要么形而上地被擢升到地方性的知识体系之中或观念意识形态领域，要么被世俗化为日常生活，渗透到生活性的宗教、习俗、礼仪之中，或者作为意义隐含到物质性的工具之中，转化为地方性的文化符号。古希腊、罗马的悲喜剧的审美功能及经济行为往往被盛大的宗教仪式和城邦制的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其文化和经济的交往行为被确定在特定的时间和神庙、剧场及城邦的广场、码头空间内，“在场性”限制了文化经济的交换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稳定，使得文化经济的规模难以得到拓展。农耕文明的文化经济则大多伴生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的农事生活之中。文化生活、文化经济活动则大多发生在农闲时节以农产品、大牲口和农耕工具交换的乡场和节庆活动中。云南西北部大理地区的三月街的演变，较为典型的体现了农耕文明中地方性文化经济现象相互伴生的现象，在区域性的空间节点和耕作即将开始之际，以骡马物资交易为主体的节庆活动中，周边地区贩卖骡马和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商贩和客商云集在一起，形成地方盛大的物资骡马交流活动，期间不乏地方性的文化事项，诸如民族舞蹈、歌会、赛马等文化生活被融入其中。这些文化事项经济功能，往往被大宗的骡马物资交易所带来的经济交换所掩盖。而事实是，三月街过程中民间艺人的表演、地方特色饮食、民族赛马活动以及民间工艺品的销售背后也有着潜在的文化消费和经济交换行为。只不过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恒定，使文化事项在获得地方性的亲近感和归属感的同时，也限制了文化交易的规模，规定了市场的有限性和交易时间的延续性。文化生产、文化生活、文化交流与文化交易更多地被限制于特定的时间空间里。时间与空间对文化经济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地方性生产、生活的规模和差异性得以体现。
这个时期考察时间空间与文化经济的运行规律的重点不是时间空间变化对文化市场、文化产品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与作用，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在相同与不同时间段上，特定空间（区域）内，空间的地理特征、空间范围、社会组织结构、日常生活对文化经济的影响与作用，特定空间（地域）内，不同时间段空间的变化对文化经济的演进与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在这个时期，空间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文化经济中的作用往往要大于时间。就其意义而言，从特定时间角度考察不同区域（空间）的文化经济现象，其方法论是共时态的比较研究，重点在于研究空间对时间文化经济的作用。考察时间轴上的特定空间文化经济的演进，则是一种历时态研究，基点在于关注时间空间与文化经济活动关系的流变。
文化经济与时间空间的现代延展
工业化和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文化产业的两个重要条件，缺一不可。工业化是文化产品的复制和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也是催生文化产品生产时间的缩短，获取更大利润空间的关键。解决了生计和温饱问题，精神层面的意义消费则是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基础，而文化产业得以迅速壮大则是全球化和现代科技支撑的结果，全球化带来的是文化经济活动空间的全球性拓展，意味着文化边界的突破和国际性文化消费市场的构建，空间的拓展必定带来文化经济产业化、规模化的形成，空间对文化经济的作用加大。现代信息技术使得文化传播、接受和消费跨越时空，文化经济的时间空间的现代性得以凸显，对文化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作用。胡惠林教授通过压缩和膨胀分析了时空文化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系统分析了自然生成、社会生成与空间生成三种时空文化经济的表现形态，以及“时空交叉共存”、“实体虚拟互补”、“内外多元同构”等文化经济形态呈现出的多元网状结构，为时空文化经济学四个研究向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但是，全球化和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带来的时间空间的现代建构，不仅体现在简单的文化生产空间的叠加共存、文化经济的实体虚拟共生、文化经济内外形态的同构上。面对诸如“苹果”这样融通信工具、多媒体、海量文化信息承载、影视音乐集成、游戏、文化消费平台、文化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现代“文化产品”，面对“iCloud”云端服务技术，时间空间经济学也许还需要从更加宽阔的视野，关注时间空间现代流变与文化经济的关系，确定时间空间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空间与时间的概念是人类观察和记录自身演进轨迹的坐标体系，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文化系统。一旦被社会所建构，空间与时间必然参与到社会再生产之中。在强大技术和利益追逐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变革过程中，时间与空间也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要素，参与到社会化的再生产过程，对文化经济的变革产生巨大的作用，推动了文化经济的现代性建构。“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4]资本主义不断追逐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强大科技与生产力的作用下，时间与空间的裂变解构了前工业文明时期文化经济与日常生活相对应的时间空间对应关系。时间与空间在文化经济中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时间与空间的特殊组合与呈现方式，将文化经济从固有的经济行为和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潜在的文化经济行为凸显为相对独立的新的产业形态。 在工业化时期，文化生活被资本和技术绑架，物质产品规模化生产和大众性文化消费的欲望被彻底释放。这一切都伴随着时空关系的激烈重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地理形势的出现。这些事件，引发了强烈的时空压缩的感受，影响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每个面向。[5]新技术和国际性市场的形成加速了社会变化与日常生活的节奏，地方性空间消逝，空间内碎片化，成为无处不在的市场。文化消费的欲望被不断激发、放大，时尚风潮推动文化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和文化审美趣味无节律的更迭、转移。文化生活与文化产品生产的地域性和社会化小规模生产让位给空间边界结构形成的国际性市场和资本推动的大机器为支撑的社会化大规模生产。代替特定地域“空间”的“市场”和以“速度”为目的的“时间”成为推动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资本推动的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及专业化的分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带来大量剩余产品。只有通过“交通运输网络”的延伸，打破空间的限制，把剩余产品带到更远的陌生地方，与更多的不熟知的人进行交换，才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一点也体现了资本的本质——时间的等待，就是牺牲当前的消费来投资于长远利益，也就是时间的“久等”。工业经济的本质也就变成了远行的经济和久等的经济，时间和空间都在不断延伸、相互转换，处在“必需远行、必需久等”的生存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信息的不对称性凸显出来，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须支付额外的交易成本，市场的成交价格偏离了“均衡价格”，利润与风险并存，社会出现等级分化。但此时，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消费能够得到满足。文化消费的在场性和异地性的空间叠加，文化的自地性生产和异地性消费的实现，生产环节空间的压缩和时间的拓展，文化经济的超额利润出现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社会在一个立体层面上呈现的是螺旋形的上升运动。城市化进程、生产工场与国际性市场的构建是这个时期考量文化经济时间与空间的重要因素，也是使得该时期文化经济迅速凸显，推动文化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以资本推动的大机器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的集聚和生产的集聚，改变了农耕文明时期以生产生活为核心的区域性文化经济的时间与空间。参照工业化标准，大规模复制和生产、储存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资源的异地性配置和生产与消费的集聚。城市作为文化经济的中心，成为工业化时期新的生产、服务、流通和消费的新的空间，并且通过资源、生产和消费的空间联接了不同的空间。空间的外延得到拓展，已经不再是与特定的民族、族群和地域对应的生产生活型空间，在城市这个新的空间里，资本、劳动、分配、资源集聚与生产性的配置，以及隐含在这些要素中的关系、话语是城市的核心。城市作为新的空间将不同的城市外的社区空间联接在一起，将不同时间的文化生活压缩和转移到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之中。“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列或者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而这些暗喻包含有很多价值的内容：历史延续、稳定的平衡、运行效率、有能力的决策和管理与最大限度的相互作用，甚至政治的斗争的过程。某些角色会从不同的角度成为这个运行过程的决定因素，如政治领导人、家庭和种族、主要投资者、交通技术人员、决策精英、革命阶层等等。”[6]
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决定了文化生产与文化服务的效率，生产、分配、信息反馈、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和效率不断提高，其背后是时间的压缩和消费市场空间的不断拓展。城市作为文化经济支配性的中心与城市之外的社区、村寨存在着很强的等级关系。这些关系的特征是资本的中心化积累与城市之外的社区乡村的分工问题。其结果是城市之外的区域成为原材料和劳动的供应区，城市则成为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中心。作为文化经济中心的城市空间具有集聚不同地域性、族群性空间的文化资源的功能，通过产品和服务将市场延伸到不同的地域性空间，使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从其他经济形态中，从地域性的生产和生活中独立出来，文化经济规模化得以实现。这个时期，作为消费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文化服务，如规模化生产的书报杂志与出版社、报社、期刊社、电影电视、广播节目和电影厂、电视台、广播台，各种表演娱乐性的产品和服务与剧场、专业性的剧团，艺术创意产品与艺术团体、学校，包括广告创意、会展等都集中在城市这一新型的空间内。城市改变了以乡村、社区为空间，融生产生活于一体的文化经济行为。传统的地域性文化经济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虽然并没有消逝，仍然执拗地延续，但其与地方性对应的时间，空间的碎片化特征，决定了文化经济的主体只可能在新型的城市空间中出现。
城市作为新的空间，在众多的功能中，最突出功能是集聚功能。城市是一个人口、资源、市场、资本、技术和消费的集聚空间。其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并不是整个城市来完成的，其最为重要的是城市中的文化空间——文化生产工场。文化生产工场是现代社会文化产品生产与服务的主要场域，包括出版社、广播影视机构、演艺团体、创意机构、会展中心、文化广场、剧场、音乐厅和各种文化商店、服务中介机构、服务平台等。这些文化生产、服务、市场工场是城市中一个个独立的文化空间，它们形成一个以城市为中心，联接不同时间节点和地域空间的文化生产与服务体系。城市成为现代文化经济的中心。城市空间通过文化资源的集聚与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实现了不同时间空间内文化资源的位移和压缩。时间概念与空间效率在文化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在推动了文化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建构了时间与空间新的文化经济关系，使文化产品获得了价值。
资本的时间等待本质和工业化远行的目标必然带来市场的不断拓展，这是驱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是建构国际性的市场的内驱力。科学技术支撑的现代交通网络、物流体系和不同疆土国家之间的商业与文化交流推动了国际性文化市场的构建，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在消费市场的国际性拓展进程中，时间空间关系前所未有的重组，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消费市场不仅将东西方联接在一起，将生产消费型的城市空间与远离中心城市的生活性乡村社区联接在一起，以产品和服务为纽带，以时间的不断加速和效率的提升为目标，空间障碍在不断消除。随着全球不同区域关系的越紧密，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以及货币流动越国际化，空间阻碍的解构就越彻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也就越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国际性市场建构基础上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护航下，国际性的文化垄断集团，跨国公司在全球性的市场上运作，通过质量、效率、产品形式的多样，品牌营销、国际连锁、现代服务平台，引领时尚消费，不断拓展和构建国际性的市场。全球性的文化企业、垄断集团缔造了世界性的文化空间，将时间空间压缩到扁平的文化市场中，形成没有“疆界的世界”文化经济时空。在工业化时期，文化经济活动的研究重点也许就在于在以城市、生产工场及国际性的市场建构过程中，文化经济空间内不同时空文化资源的配置、创新重组和生产、分配与更迭的关系中时间的变化融合，以及其过程对文化经济活动的影响问题。 当然，在城市、生产工场以及国际性文化市场构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文化霸权、文化殖民和对地方性、文化多样性的关注。历史与当下，地方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文化经济的时间与空间问题背后，隐含着文化趋同、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尊重等一系列文化安全问题，这也成为时间空间经济学不得不研究的衍生问题。
文化经济与时间空间的现代流变
尽管有不少学者通过“形式/反形式、综合/对立、在场/不在场、集中/弥散、叙事/反叙事、距离/参与、从属关系/并列关系、创造/解构、等级制/混乱、设定/随机”等若干相互对立的概念来试图廓清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7]但是，现代与后现代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经济中实际上交替融合在一起，很难进行区别。不过是不同时间和空间里表现形式有所差异、有所凸显而已。从时间空间角度看文化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全球化的空间拓展与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时间对空间的解构不仅是影响文化经济演化动力机制的两大决定性力量，并且时间与空间在文化经济活动呈现出的复杂的裂变和重组深刻影响着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分配和消费接受，使文化经济突破前工业和工业文明时期文化经济活动的时空限制，走向新的社会化“泛生产”阶段。
全球化隐含着世界文化标准化问题，而标准化的前提是在不同区域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具有消费性的、拼贴和包含有不同时间、空间里文化意义的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产品的出现。在对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产品的追捧与认同过程中，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产品背后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复杂裂变和叠加催生了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与流通。“时空交叉共存”、“内外多元共购”以及区域性的文化消费时空叠加整合了不同时间空间的文化资源，转化成为营销到全世界的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产品。在其时空复杂的现代组合过程中，都市的文化创意集聚区、文化产业园区、地域性的文化消费空间也得以形成，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德国的鲁尔区、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伦敦的艺术区、上海的新天地、北京的798、丽江—大理的文化旅游空间都是在全球化带来的时间空间的现代流变中快速形成的。更有意味的是，全球化在加速人际的全球流动，催生了包含了历史时间意蕴、自然空间意义和特定民族、族群生产生活的区域性文化空间，在“他者”的异文化寻找中，整个文化空间与来自不同时间空间中的消费者共同完成了文化经济的时间空间的现代流变，将地方性的生存时空转化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地方性的生活与区域性的文化经济活动实现了同一。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使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趋向为零值，经济生活中的磨擦系数大幅度降低。同时，立体化的社会结构不断扁平化，又呈现出农业文明中“无需远行、无需久等”的生存状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可以成为现实。在这样的社会，信息的多寡已经不是问题，而如何在最短时间找出最有用的信息成为问题的关键。检索信息的时间和空间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标杆之一。现实的时空概念让位给虚拟社会的时空，经济中的一些规律也就无法用于现实。经济学中著名的帕累托法则“二八定理”，指出了80%的销售额由20%的优良顾客创造。传统经济学中，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尤其是沟通成本），为了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抛弃80%的普通顾客，而集中于20%优良顾客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在零沟通成本的信息社会中，已经不需要抛弃任何顾客，网络营销的对象就是所有顾客。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由于一年只能卖出几本的非畅销书的数量太多，以至于非畅销书的总销量竟然高于畅销书。[8]也就是说，80%非畅销书形成的“长尾”（总销售额）完全可以超过20%畅销书的总销售额。长尾理论的出现，指出了商业和文化的未来不在于传统需求曲线上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的经常被人遗忘的长尾。同样，大众文化不再万夫莫敌，小众文化也将有越来越多的拥护者。[9]以超市、国际性会展占领中心城市，构建销售网络，寻找最大化的消费群体，拓展国际性市场，诉求文化产业批量化生产，追求最大利润的同时，网络以技术为支撑，在全球性的空间和难以定位的瞬间里，通过无数个体文化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获得潜在的巨大利润，在解构传统戏剧、包括影视的在场性的文化消费和文化分配的同时，也解构了前工业和工业化时期的文化生产方式，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时间与空间的多元组合和复杂裂变使空间不断被压缩、膨胀和碎片化，空间趋于“消逝”；时间在速度和效率的压迫下，不断受到挤压，也趋于“消逝”。日常生活完整性的解构和大众文化消费的快速流变。“正在被创造”的电子文化空间，携裹着资本的无尽活力，以一种“无地方特性”的图像文化和虚拟的文化空间缔造着新的文化经济活动，不断解构文化产品的生产与分配、流通。文化产品的生产组织从空间相对确定的“文化工场”、从创意产业园区和文化集聚区内开始转向技术和网络平台，从规模化、行业化的生产转向无处不在的以个体和小群体的生产组织方式。文化产品的非实体趋势更加明显，文化服务和文化市场的“在场性”不断被解构。流媒体技术支撑下，通过无数个独立空间，文化产品转化为信息流不间断地进行发布、传播、接受与消费，真正对应了伯明翰学派文化产业具有“意义流动和资本流动”的观点。在流媒体时代，“文化群落是固定、统一、有限定范围的概念必须让位于文化具有流动性、渗透性的意识”[10]。
当然，影响和制约时间空间与文化经济关系的力量不仅仅是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来自于民族国家、区域集权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力量也在支配和影响着文化经济的发展。在集权主义的驱动下，地方、国家、全球的关系既亲密又紧张，在利益的驱动下，文化经济活动的时间空间意识正不断强化，时间和空间的现代流变使得地方、国家和全球化的文化经济呈现多元的发展态势。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中国、印度等国家，文化消费方式、产业业态、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生产方式都呈现出时间维度上的递进、拼贴和空间意义上的多元混杂。文化经济的空间与时间问题，实际上是区域文化经济的现代性问题。在市场策略、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全球性的生存流动三大因素的作用下，单一的文化空间和线性的文化时间不再是完全由文化边界和权力规制之下的单一性空间和线性文化时间的经济架构。文化经济学的空间与时间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态势，影响着区域文化资本、全球文化经济的发展，不断拓展着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空间与表现形态，丰富和引领区域经济学的创新。
总之，当代区域文化经济发展受到文化市场、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的制约，也受到全球化时代现代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交流与贸易的各种因素的制约，更受到国家、地方权力及区域创新的制约。文化经济的空间与时间经济学实质上是区域经济学在文化经济的一种特殊反映。文化经济的时间与空间性问题，其本质是作为文化符号承载的特定地域、民族、族群文化的空间与时间性问题。因此，对时间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不仅要从时间空间的现代性角度分析研究制约和影响文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复杂的因素，也需要从更为宏观的区域经济学角度，借助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资源配置、生产组织方式、市场空间、区域创新理论、产业集聚理论、政策选择的理论，以及实证研究、模型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从文化经济的时间空间的现代流变角度，以当下文化产业的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进一步分析时间空间经济学的学科支撑理论，充实研究方法，构建学科研究内容，时间空间经济学才能得以成立。毕竟，文化产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经济活动最新的产业表现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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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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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64.
[8]菅谷义博,贺迎译.长尾经济学.海口:南海出版社,2008:1-5.
[9]安德森,乔江涛、石晓燕译.长尾理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69-174.
[10]转引自戴维·莫利.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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