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经典散文精选
季羡林经典散文精选：赋得永久的悔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
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己经到了望九之年。
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
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
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
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她手下的小喽罗们曾两次窜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地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
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他说的是实情。
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最小的一叔送了人。
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
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
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
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
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
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
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i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
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
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
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
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
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
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
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
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
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
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
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
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
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
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
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
这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
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
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
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
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
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
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
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
"白的"与我们家无缘。
"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
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
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
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
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
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
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
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
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
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
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
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
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
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
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
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
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己经是如获至宝了。
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
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
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
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
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
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一次。
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
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
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
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
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
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
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
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
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
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
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
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
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
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
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
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
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
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
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
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
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
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
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
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
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
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
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
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
我在她身边只呆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
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
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
到上了高中的时侯，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
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
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
我不忍想像母亲临终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
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
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
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季羡林经典散文精选：我的老师们
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发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
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
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
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
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
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istaberalles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十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
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方面往往差别很大。
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
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
记得是德国十九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
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
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
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
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腾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选出来的练习。
这个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
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
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
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安安静静。
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发，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军官。
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
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战线胶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是异常激烈的。
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这个噩耗时反应如何。
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
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此事。
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
他自己不能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
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
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剧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气象。
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
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世界，顶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不见一缕光线。
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
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跫然而喜。
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
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
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
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
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
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
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
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
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
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
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
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
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
这真是意外的事。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
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
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
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
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
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
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
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
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
我本来容易动感情。
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
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
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
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
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
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
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
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
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
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
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
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
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
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体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
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
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
他要我翻译出来。
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
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
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
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
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
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
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
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
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
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
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
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
他有一本讲十九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
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
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
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
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访问西德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
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
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
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
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
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
我欲无言了。
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
我谨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国老师是冯·格林(Dr.vonCrimm)博士。
据说他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
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
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
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成为教授。
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高，名位却不能改变。
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
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
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
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
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
屋子极为简陋。
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
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
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
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
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
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
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
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来的老师当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Von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怀尔德(Wilde)，哲学教授海泽(Heyse)，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Vitzhum)侯爵，德文教授麦伊(May)，伊朗语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听过课或有过来往，他们待我亲切和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
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季羡林经典散文精选：清塘荷韵
楼前有清塘数亩。
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
后来时移事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
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
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
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
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
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
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
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
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
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
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永远埋在泥中。
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够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
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命了。
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
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
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
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
可是，我翘盼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
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
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
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却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
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片。
我总嫌这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
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去观望。
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
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
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令人灰心的一年。
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
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
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飘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
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地快。
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
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
原来我心中还迟迟疑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
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洪湖莲花的子孙了。
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
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
只要你肯费力来观摩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
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
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枝，而且迅速地扩散、蔓延。
不到十几天的工夫，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半个池塘。
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
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
反正从露出水面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
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
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样。
其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十六个复瓣，看上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
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
幼时读旧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有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
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
是我把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
岂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几年才搬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名为"季荷"。
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
难道我这个人将以荷而传吗?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
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
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地漂在那里。
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
"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
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纳凉。
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
我忽听卜通一声。
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它大概是认为水中有白玉盘，想扑上去抓住。
它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对头，连忙矫捷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了原形。
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特欢。
绿盖擎天，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了。
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
今天告诉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诉我，有六七百朵。
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
在荷叶底下，石头缝里，旮旮旯旯，不知还隐藏着多少??儿，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
粗略估计，今年大概开了将近一千朵。
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
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
好像是一下子从夏天转入秋天。
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
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逝得无影无踪。
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
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
"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为我的"季荷"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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