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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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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一个特殊称谓，“文学革命”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的诞生。与此同时，“文学革命”作为一个独特的阶段，从酝酿到发生、发展又一直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具体在涉及“文学”和“革命”的前提下，充满两歧的特征。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具体解析4方面内容，探讨围绕“文学革命”的两歧性。在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下，本文期待以立体地方式揭示文学革命内在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在揭示两歧性的过程中，找寻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关键词：文学革命 两歧性 文学 革命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了一块崭新的界碑，现代文学以此为标志全面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然而，正如文学的发展本身就存有紧密的延续关系，文学革命的出现一直具有较为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根源。即使仅以话语出现的方式衡量，“文学革命”出现的时间也早于1917年整体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浪潮①。上述内容从历史的角度上获取证明，即为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自身的发展中具有相当程度上的阶段性。按照文学史通常勾勒的图景，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到白话文运动，再到“人的文学”的线索，的确可以通过先后出现于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章得以证明(具体见下文论述)。但是，以本文的眼光看来，文学革命的独立性或日其本身并未获取足够的重视，就在于“文学革命”的行为方式必须通过文学自身的内质化过程来找寻，尔后才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多向互动和复杂的关系网络。在这一认知逻辑下，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的文学革命，一直是一个立体展开的过程，它在“文学”与“革命”的对峙和融合中，深刻体现了转型时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多维度、多面相的特点，而这种错综复杂的特点在具体地展开时，又是以“两歧性”为内在的动力。
一、“文学”与“革命”
将“文学革命”一词拆开重新确立关系，主要因为二者在当时包含的历史内容远比今天想象的复杂。“文学革命”究竟是“文学的革命”，还是“文学需要革命”，或是本属于两个历史内容，一直与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革命”话语的意义网络密切相关。显然，在历经晚清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洗礼下，“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已在分属于政治与文学的路向上，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在承继和对比历史经验的前提下，比前辈具有更为具体明确的主张。胡适坚定地以“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的论断进行实验，又在1916年8月21日寄给陈独秀信中，提出“文学革命的八事”，都说明“文学革命”一词的最初意义，是一场较为纯粹的“文体革命”。
美国汉学家安敏成在回顾现代中国文学之“两种革命”(政治的与文学的)时曾指出：“当然，现代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反映时代混乱现实的一面镜子，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种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只是在政治变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转而决定进行他们的文学改造，他们的实践始终与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随。他们推想，较之成功的政治支配，文学能够带来更深层次的文化感召力;他们期待有一种新的文学，通过改变读者的世界观，会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铺平道路。”现代文学诞生阶段的知识分子高度重视“文学”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将刊载于1915年lO月《甲寅》最后一期黄远庸致章士钊信中的“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人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作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充分说明了民初政治改革失败带来的“挫折感”和由此可能产生的知识分子“转向”。尽管，就文学本身而言，在历经晚清“三界革命”等文学革新运动失败后，当时的文学常常处于一种歧路彷徨的状态。文学革命的前夕，陈独秀在给胡适一则通信中提到的“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就在很大程度上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困惑。但是，文学革命的出现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迫切的历史要求，李大钊在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上指出的“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最终态度决然的“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都说明“文学”在“革命”中占有的地位。
“文学革命”时代，文学与革命之间的“位置”，当然还取决于对待“革命”的态度。以胡适为例，在完成于日后的《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曾自言1916年与梅觐庄等好友争辩的结果是这年2月到3月间，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胡适这种颇具“历史进化论”倾向的主张，必然使其坚持语言工具的优先地位。不过，如果从另一方面去审视，则是胡适有别于他者对于“革命”的认识。按照美国汉学家格里德的说法，“尽管他(即胡适)总是十分轻松地谈到‘革命’，但在内心，他是怀疑种种革命运动的，而且对其结果也是悲观的。只有在把革命看做是进化变革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时，他才能接受革命这个概念。在他的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形式的进化史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显然的例证。”事实上，对于“革命”，胡适一直将其作为“进化”途径的另一侧面并抵触其激烈、紧张的倾向。在写于1916年1月31日一篇致H.s.维廉斯教授的信中，胡适曾以英文的形式表达自己对“革命”的议论，“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基于此理由，吾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诚然，吾对这些革命者则深表同情。……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胡适强调从基础作起的“革命”主张，与其深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有关，而其外在表现则是进行语言工具的变革和尝试白话诗的试验。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本以“文学革命”为名，提出“新文学的八事”，但在具体发表时，胡适却将平素常常提到的“文学革命”，变为“文学改良”并加上“刍议”二字，而且，对于原本的“八事”顺序也进 行了调整。对此，胡适曾在不同文章中解释为“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
但是，对于当时《新青年》编辑们的激进情绪来说，胡适的审慎态度显然太过温和了。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中，陈独秀抛开了胡适温和的改良主张，直接宣布文学革命的开始——“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日，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显然，陈独秀书写的“三大主义”虽也包括了胡适主张的“白话文体”，但主要针对的却是文学的内容。他从思想启蒙的高度认识文学革命的任务，把文学革命作为反封建文化和革新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新文学内容上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这种将不同层面的“革命”话语统摄为一体，即把文体关怀意义上的革命纳入到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论述，在当时普遍感受危机和社会处于激烈变动的形势下，自然是具有极强的宣传力度。
与陈独秀的主张相比，胡适在一年后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力陈“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则是再次印证了“文学革命”中“文学”与“革命”之间的“两歧性”。但事实上，作为古语有之的“革命”一词，比如《易经》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无论怎样变化或是取道外来翻译，都极易在与本土语言和传统结合过程中产生激烈、正义性暴力的倾向。这一点，不但可以在前辈学人梁启超的亲身实践中得到证明，同时，也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革命”总是与这样一种观念息息相关，“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革命”的想象与创造，自然使其进程区别进化式的亦步亦趋。这或然预示着“文学革命”最终的走向和蜕变，也同样使胡适的思想具有永久性的理性和气质特征。只是在此之前，“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及其内部阵营的认知态度，已然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两歧关系。
二、“革命”与“审美”
在文学革命中，对“文学”的关注还包含着自身的“两歧性”，这使“文学”在具体认识和实践上一度徘徊于“革命”与“审美”之间。对于晚清以来的文学，梁启超“三界革命”所代表的政治现代性，和王国维通过介绍西方哲学、美学而返回文学自身的审美现代性，一直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但较之前辈而言，文学革命时代对所谓“革命”与“审美”的界限区别得并不十分明显，它们常常包容在一个理论家或是一个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之中。
为文学革命张目的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文学的思考同样包含着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只不过，由于陈独秀主要是以一位“老革命党”的面目出现，因而，其文学“审美独立”的一面并未得到深入地展开。在1916年8月21日，胡适以“文学革命八事”(即上文的“新文学八事”)为主要内容，寄给陈独秀信后，陈独秀便在回信中指出：“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足下非古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①陈独秀担心胡适的“八事”有可能被理解为“文以载道”，不但构成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最终的“面相”，同时，也体现了他在西方文学影响下文学自主的主张。即使在充满战斗檄文声势的《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在谈及“今人所不满昌黎者”时，也指出其二为“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目昌黎以汔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大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这里，陈独秀反对的“文以载道”显然不是从单一的政治思想立场出发，他是以较为明确的文学独立意识反对这一命题的工具性原则，而这与其文章的整体基调之间，自然又构成了“两歧倾向”。
同样在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还在《答曾毅书》中，具体说明其对文学独立存在的本义性理解：“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既然，在陈独秀眼里，“达意状物”、“美妙动人”等常识性内容能够成为文学之本义，那么，文学必将在回归自然中脱离工具论的倾向。作为新知识分子之一的陈独秀，由于受到西方文艺美学和现代学术的影响，在“文学革命论”的同时从未放弃对文学自身审美存在的关注。只是，他的兴趣毕竟主要在政治思想启蒙而非文学学术，所以，他对于文学的双重性思考和具体程度上的“孰轻孰重”，就构成文学革命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典型。
五四文学革命发生于传统文化崩溃、现代文化萌生的转型时代，这使得文学的革命从一开始就肩负了复杂的使命。以矛盾的关系看待这一革命，一方面是现代意义上纯文学观念的产生。另一方面却是其“为人生”和“工具化”倾向的凸现。这也就是说，当文学革命一面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进行尖锐批判的时候，其深层的思路模式却与传统儒家的原则何其相似，但当其仅是展现表层内容的时候，无论是纯文学的或是政治文化倾向的，又会给人一种新鲜的面孔。上述内容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双重追求，并最终在走向中体现其政治性的文学倾向。这同样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两歧性”，只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特性在其初期还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内容，并同样可能会对文学的历史造成影响。
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总是与“革命”保持着疏离关系，这极为符合后起研究者的某种指认：“一方面不是总与他的朋友们观点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与他的时代特征也不是常常和谐的。”以本文的眼光看来，胡适这种“不一致、和谐”至少造成两个后果：其一，是坚持文学的工具和形式的变革，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也同样不自觉地进入了意识形态的层面;其二，是坚持文学的工具和形式的变革，也同样反映了胡适文学审美观的一系列问题，这一方面从结果来看，同样只能导向一种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第一点，本文将在下一部分通过晚清至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嬗变进行具体的阐述，这里，只是以文学“革命”和“审美”的角度解释第二方面的问题。早在1915年9月21日的《依韵和叔永戏赠诗》中，胡适就曾有“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的句子;在文学革命浪潮开始后，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重新解释“八事”时，又将“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作为其中诸条的变相，胡适的主张对于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及其过程中矫枉过正式的实践自然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些内容对于文学审美而言，则实在难以达到一定的境界。平心而论，胡适的白话诗实践确然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殖民地，但单就其艺术性而言却很难在那些纯粹诗人甚至一般诗人那里获得共鸣。由此联系到胡适在文学革命时代趋于结束时写的一篇关于“什么是文学”之文章中，指出的“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就大致可以明白：胡适的创作特别是其文学主张其实并不能对应和解读中国古代那些优美、含蓄的作品，同时，也无法涵盖风行于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文学现象，这种长于浅白、说理，“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不但在《尝试集》的艺术性方面得到证明，而且，也在后起的现代派诗人那里得到了“最大的罪人”，即诗与散文界限不甚明了的指责。
胡适对于文学的主张和作诗的实践，深刻影响到了文学革命展开后的审美层次，同时，也使现代文学在其诞生阶段就呈现出为大众化而通俗化的倾向。尽管，这一问题一直包含着诸多复杂的内容，但就初期白话诗的走向而言，这种近乎“非审美”、“非诗化”的内容及其表现却是不争的事实。文学革命怀着挣脱传统桎梏走向广阔艺术天地的目的，却由于其过分解放和任意而为，从而走到其出发点的反面，这种颇具“双刃剑”的艺术效果和历史效果形成了文学“革命”与“审美”之间的内在紧张，至于其隐含的“历史诡计”或然就在于只有将属于艺术自然层面的“文学”置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脉络中，才能凸现其豁然开朗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三、“形式”与“思想”
文学革命的演变轨迹，生动地体现了一种过程性。但作为一个历史的原点，文学革命却是文言和白话冲突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革命可以与“白话文运动”成为同义语的重要原因。文学革命的基本目标和主张成果就是用白话文学替代文言的文学。在此过程中，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白话文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胡适为实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而制定的三步次序，即“(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反映了文学革命的理论构想和建设的图景。不过，在一切尚处于剧烈变动状态的特定时代，各种改良和变革都可能无法实现渐变的过程，这种现实自然造成语言发生变革的同时，文学的形式和思想内容也必然产生新的趋向。因在美国绮色佳“笔墨官司”而滋生胡适“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即“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其实就已然包括了形式问题。尽管，以诗以及其他文体的角度来看，语言同样也是一种形式，但对于胡适而言，却需要分清主次顺序而后才是实践上的“混同”。“虽然胡适不厌其烦地阐述了语言工具和文学技巧，但其对建设性建议的最关键部分——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却不置一词。和陈独秀不同，胡适不大愿意对中国现代读者最理想的新文学类型作出详细说明(不管是怎样笼统的说明)。这可能是由于胡适比陈独秀少一些成见，不是那么固执己见。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胡适对此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在胡适看来，文学革命实质上是一场语言的革命。但是，已经开始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完全改变中国文化的内容，而文学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一评判其实已然预示了文学革命时代“形式和思想”的两歧性及其最终走向，然而，如果要明确其具体的步骤和过程，则需要证诸更为广阔的历史。
白话文运动在晚清时代就已经发生。当时，维新派人物黄遵宪、梁启超等都提出过倡导白话的言论。1898年8月，裘廷梁更是以《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为题，配合“百日维新”运动发表，对当时的“白话文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兴起的过程中，白话报刊的风起云涌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据有关研究者介绍，出版于清末最后约10年时间里的白话报和杂志约有140种之多。白话报刊的风行无疑为通俗语言的传播予以了强有力的推动，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经常利用白话讲演和发布传单来号召群众。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在自身上也存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虽然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产生了白话代替文言的趋势，但在纯粹文学范围特别是诗歌领域内，古典主义却仍然占据绝对的优势。这种不协调的状态造成的结果即为，一面是政治上的进取呼唤人们参与到改革运动之中，另一面却是维新派等始终视文学存有等级观念，这一态势充分说明当时白话文运动的高涨并未真正消除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对立，而恰恰是凸现了这一语言关系之间的矛盾。
在缺乏对白话系统理论思考和提高白话文学价值的背景下，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很快就呈现出衰退的状态。由此看待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就明显具有了超越的意义和价值。胡适不但将白话作为开通民智的工具，还将其作为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虽然，胡适以历史和世界各国的经验创造“国语”，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符合逻辑，但是他以文字的“死/活”入手，提升千年来中国历史民间下层社会白话口语的地位，并以讲演《国语文学史》，撰写《白话文学史》为白话建立知识谱系，都为白话文学取得合理、合法的地位确立了历史和理论的依据。不但如此，胡适在实践上宣扬的“我后来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就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它的文法结构甚为简单”，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上转弯抹角的限制;也没有普通文法上的不规则形式”，所以，“这种语言可以无师自通”，而“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①，也确然为当时边缘知识青年甚至一切会写字的人跃居“上流社会”找到了现实的依据，因而，其可以不胫而走、一呼百应(包括反对者的呼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学革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所谓“文、白之争”最终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并且由此产生了以白话为普遍媒介的现代文学和文化，这一过程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然而，这一意识形态的性质是当时的时代赋予的。横亘于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冲突本身就是关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但对于胡适而言，他以全神贯注学术的姿态看待语言，却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思想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以语言变革这一形式内容，看待更为具体的文学形式的诞生。现代白话诗的出现会由于解构传统“诗歌王国”的身份象征而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意义。古典诗歌由于长期浸润“载道”功能和物化沉积中，富有形式和语言符号意义上的政治文化修辞功能。从这一方面理解，白话诗的出现会由于打破形式的束缚和写作权利的泛化而成为一种“革命性的行为”。但与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思想革命相比，胡适的主张却显得缓慢而温和。鉴于这一时期胡适的言论大多有相近之处，此处兹取一例。在被朱自清称为“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的《谈新诗》中，胡适曾指出：“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
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谈新诗》写于“五四运动”开展之后，此时胡适的主张依然局囿于语言和文体的形式优先层面。对于胡适以改革语言工具为第一步，即先从“文的形式”人手的主张，其实，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遭到了质疑。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周作人就曾认为：“我想文学这事务，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因此，他在文章的结尾处主张：“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周作人的观点随即得到了傅斯年的响应，不过，却已被纳入到更为明确的政治轨道之上，在“我以为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的前提下，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到了现在，大家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觉悟了：形式的革新——就是政治的革新——是不中用的了，须得有精神上的革新——就是运用政治的思想的革新——去支配一切。”在不满当时政治的态度下，傅斯年希望以文学实现政治之使命，即“想把这思想革命运用成功，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的意图无疑是十分明显的。
综上所述，文学革命时代“形式”与“思想”的两歧性，是以主观上的不自觉和自觉、过程中的对比方式实现的。胡适从坚守语言和文体形式本位，到必然融入思想革命的层面之中，造成了他在文学革命发展中的“心态意识”始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以彻底动摇古典文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呈现了言文一致的语言创作新文学的可能性，无疑是胡适的“尝试”之功。没有白话及其形式的有力支撑，文学革命过程中的思想革命必然无法向更为纵深的层次发展。因此，“形式”与“思想”的对立统一，既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两方面内容具有自身独立性的必然结果。
四、“个人”与“群体”
在完成于1935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之“导言”中，胡适曾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理论的两个中心：“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字’，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按照胡适的说法，注意到文学内容的改革特别是“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文学革命的鼓动者们曾经在是年6月推出一本“易卜生专号”，其中包括胡适写的一篇文章名为《易卜生主义》，在文章里，胡适曾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共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易卜生热”反映的实质是西方人道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影响。无可否认地，个人解放是“五四”宣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最突出的特征，但这并不是说，从传统的精神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就由此走向极端。摆脱束缚之后的“个人”要以积极的姿态彻底融化于民族国家的有机体中，在晚清时代梁启超笔下著名的《新民说》中就已凸现。这一主张从深层的文化肌理角度来说，更多反映的是“转型时代”文化思想“破旧向新”的倾向。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后果而言，“个人”地位的提高与中西文明碰撞引发的连锁震荡有关，而“个人”走向现代之后，同样也走向一个现代民族的社会国家，则是“个人”与“群体”双重变奏的重要内容。
对个人主义的提倡在“文学革命”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此时更多局限于“文化对比”的过程里。在发表于1915年12月《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文章里，陈独秀曾以“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和“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表达对“个人本位主义”的推崇。这里，对“个人”的强调明显是以“中国传统”为参照物的，而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个人”的发现很自然会走向现实的人生，在稍后一篇名为《人生真义》的文章中，陈独秀又进一步强调“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但同样的一篇文章，陈独秀又写道“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连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陈独秀的主张被后来的研究者张灏称之为“近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意味着群体为主、个人为辅的观念”，二者以吊诡的方式并存于陈独秀的早期思想之中。
陈独秀的言论说明“个人”与“群体”，只有在相对层面上才能获取自身的意义，二者在不同时代和面向不同社会主题时的保持的位置也应当是不同的。这种“两歧性”的现状同样也体现在胡适的身上。《易卜生主义》虽然表露了胡适对易卜生精神的景仰，但对于将这种精神推广于中国却不免顾虑重重：“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哪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事实上，在写于1919年春天的《不朽——我的宗教》，关于“小我”和“大我”的关系论述，同样近似于社会有机论，而在1920年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胡适更是区别对待了“真的个人主义”并强烈反对了“假的个人主义”特别是“独善的个人主义”。
当然，与上述内容相比，最能体现文学革命实绩的则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表。“我们现在应该提倡新的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悯天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文学作品中“人”的发现与自觉，体现了新文学在表现方面的重要使命。这里除了包含对几千年封建宗法的伦理社会的批判之外，还包括崭新的现代文学观念。随后，在《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文章中，周作人又有“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接着他又将新文学分为“艺术派”和“人生派”，“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而人生的文学则包括“文学是人性的”，“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两项内容。在文学经过“人”、“平民”、“人类”、“人生”的演化轨迹之后，周作人的“人学”观已经构成了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文学中的“人”从个性解放走向广阔的现实人生，正是文学革命从形式革命到内容革命的一个重要转变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个体”走向“群体”的过程。这种具有两歧倾向的内容生动体现了文学革命发展的过程性内容。随着五四后期，学生运动的展开，民族主义高潮日益高涨，群体意识越来越强的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进入20年代之后，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文学革命的整合趋向，相形之下，“个人”减色许多，但在不同立场上，“个人”与“群体”的对峙却依然存在。
鲁迅曾指出：“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的创刊和胡适大致此时在美国的“笔墨官司”，大致可以视为“文学革命”的前奏。至1917年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发表，较为完整和明确意义上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形成浪潮。1918年，文学革命的另一员主将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次年又写下《思想革命》，这一切都为文学革命注入了特定的内涵。1919年五四运动的出现，使文学革命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但作为一个过程，文学革命却大抵要持续到1922年《新青年》的休刊。由此看待文学革命的“两歧性”内容，其相互对峙的内容此消彼涨，共同贯注于文学革命的过程之中。尽管，历史的发展使这一内容发生了易位，但作为现代文学诞生复杂语境的一次呈现，研讨“两歧性”必然会对还原历史和预示未来产生重要的意义。而事实上，这一点，也确然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获得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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