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汪曾祺作品中的中华人文精神

时间：2022-10-08 21:46:29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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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汪曾祺作品中的中华人文精神

　　摘要：中华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天人相与”观，有助于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的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观，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和谐;在对待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表现出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身养性，避免了人的肉体和灵魂、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自称“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的汪曾祺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仁爱学说，在作品中融注了中华人文精神，十分关注普通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人性的优美丰富和价值意义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正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汪曾祺中华人文精神仁爱和谐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是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对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

　　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即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作为Humannism 的译词而被广泛使用的，它在中国新文学初期有以下几种译法：学衡派胡先骕在1922年评论《尝试集》是译为“人文主义”; 周作人在1919年初的《人的文学》中译为“人道主义”;梁实秋在《现代文学论》中则将其译为“人本主义”。其实这三种译法恰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三个重要阶段：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然而，“人道主义”原本是人文精神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内涵，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阶段，是强调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新发展，但它现在在中国好像具有独立存在的含义，可被看作是人文精神的代名词.

　　人文精神指关怀人的精神，其核心应该是人，它是对人的关切，有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有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

　　中华人文精神就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种文化所形成的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优良品格，其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行为方式和价值理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天人相与”观，有助于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的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观，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和谐;在对待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表现出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身养性，避免了人的肉体和灵魂、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汪曾祺在创作中很自然地表现出这种中华人文精神，这也就是他自称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的原因.

　　虽然汪曾祺在刚刚步入文坛是受过西方现代主义派的影响，但是进入文学创作成熟期后他毅然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纵观其创作全貌，他的小说背景主要是他的家乡江苏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他在这几个地方呆过.

　　“我的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特点。”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受苦受难的下层小人物，和尚尼姑、中小学教员、卖卤味的、药店伙计、挑夫、锡匠……汪曾祺用优美的笔致给与他们中国的传统美德，寄托着作者所赞美的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中华人文精神.

　　汪曾祺是从情感上而不是从理性上认同儒家的“仁爱”思想的。孔子的“仁”是以亲子之爱为人类学心理情感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爱人”“泛爱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仁学理想。这种讲人情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汪曾祺小说叙述的主要情感动力。这种“仁爱”的情感倾向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构成其作品的世俗文化氛围、人物行为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核。在《大淖记事》中，我们看到锡匠们在十一子遇到水上保安队的非法殴打时，揭竿而起，自动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在世俗的情谊中生发出一种高尚的原始正义，而这种原始正义与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密切相关，他们平时相互之间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作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这其中联系着他们对于“仁爱”的理解，在他们看来，人和人之间应该平等相处，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自己、善待别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源自于儒家的“仁爱”观念，汪曾祺不仅赞扬普通人重义、重情、爱人的美好情怀，而且对于他们纯真自然的人性表现形式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同时对那些不合理的人性形式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悲哀。《鸡鸭名家》中的炕房师傅余老五是孵小鸡的能手，孵小鸡，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高于生产之上的精神创造，在孵小鸡的那几天，他“尊贵极了，也谨慎极了，还温柔极了…… 他聚精会神，身体的各部全在一种沉缅，一种兴奋，一种极度的敏感中，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潮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的缠绵怀春似的异样的感觉”。余老五身上也有着一种母性，他体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

　　在汪曾祺笔下，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在劳动中闪现出庄严的光彩，人超越了劳动本身的层面，而具有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与余老五不同，陆长庚虽然也有着超人的技艺，养鸭给他带来了极大声誉，他是个聪明的人，乡下的活计没有一样能难倒他，但他的运气不好，干什么都没有余老五那样幸运，日子越过越穷，安份中有了些卑屈，懒散中有了深深的绝望。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虽然也有着对其劳动技艺的赞美，但更多的是同情，寄寓着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的批判.

　　在儒家仁爱学说外，汪曾祺一直在作品中追求和谐，“构造出一片没有权利浸染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沉淀着淳朴和温情和谐的所在”，平淡的叙述营造了散文化小说的诗意氛围，在这种诗意的氛围中洋溢着人性的自然,)健康和美。中国式的“人道主义”必然会打上封建道德规范及社会制度的烙印，其“社会性”的本质属性或多或少都约束着人的行为包括作家的创作，而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也“没有用政治群体意识观察、表现生活，而是钟情于个人的经历与命运，个人的性格特点、操行甚至个人隐私”.

　　首先，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性的和谐。他通过作品展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受戒》中众和尚并不受清规戒律束缚，仁山在荸荠庵里从不穿袈裟，仁海的老婆每年还要来庵里消夏，仁渡不只有一个相好的，庵里和尚们也杀生喝酒加赌博，各路生意人将这里视为娱乐场所，甚至连全县最有名的善因寺方丈都有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因为作者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虽然爱情是人类生活的重要一环，但汪曾祺作品的背景时代多是对爱情讳莫如深的，但他却执著于追求美好的爱情，尽管这爱情并不是那么浪漫。《大淖记事》中巧云被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霸占，但十一子并不嫌弃她一破了身，真诚相爱使二人冒着生命危险结合在一起，周围的朋友们也给予他们很多帮助，当十一子被打后，巧云勇敢得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并且照顾十一子。《受戒》中明海虽然是和尚，但他和小英子两小无猜，两人顺着人性自然成长而生发出的朦胧情感，让小英子自然地说出了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这样的话语，明海开心地接受.

　　其次，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过去的故乡生活中一定有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事物甚至有丑恶的人性存在，但经过时间的过滤，剩下的仅有美好，加之作者坚持 “小说就是回忆”的创作主张，就使他的作品中谱出一曲又一曲人与人的和谐之歌。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言论、行为是自由的，一切以人性为前提，而且人与人的相互依存不带一点功利色彩。《鉴赏家》里叶三与季淘民两个人明显不是一个层次，前者是一个普通市民，后者却是当地知名画家，季淘民能将自己的画无偿的送给朋友，叶三即使家庭困顿，也不肯将画卖掉，并嘱咐儿子在自己死后将画和自己一起埋葬。他们和谐关系的基础之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再次，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曾经问为什么汪曾祺的作品中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的确，汪曾祺的家乡高邮是一个水乡，他在水边长大，整日所见无非是水，因此“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也就是说，他敬人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写。《大淖记事》开头先对大淖的来历及其自然景观，接着写轮船公司往东往西的两丛人家和其迥异的乡风，再然后是锡头锡匠们的活计、家伙，他们的义气，引出十一子这个重要人物;再写东头挑夫们的生活，过年过节的像素，男婚女嫁的情况，引出巧云。在这样一个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产生的合理、自然而且必然，虽然生存的艰难时时影响着小说中的人物，但美好的心灵总是战胜了贫困和丑恶.

　　综上所述，汪曾祺的作品中充满中华人文精神，体现了人性自身、人和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深深打动了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序言.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3]汪曾祺.汪曾祺小说经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汪曾祺.我的家乡·汪曾祺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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