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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外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欢迎参考与阅读!
摘要：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成果逐步被大陆接触了解。他们发掘新的美学与文化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性等领域的研究无疑给了国内学界诸多启示。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学史研究的立场和标准问题，在当下学者对“重写文学史”予以重新审视的思潮下，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海外华人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想象文学史
自1950年代开始，海外学者就开始了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孜孜不倦的探求。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可以说是在这个领域中影响最大也是具有明显承继关系的三位学者，他们共同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的叙述方式。进入90年代，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现出巨大变化。这时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早已经离开传统文本定义，成为多元、跨科技的操作” “跨语际实践”(刘禾) ，城市研究(李欧梵)，鸳鸯蝴蝶和通俗文学(陈建华)，后殖民研究(周蕾)等等，纷繁复杂。相对于以往以文本、文类、作家、时代是尚的研究方向，这些琳琅满目的议题无疑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注入了源头活水。本文在这众多的学者中间选取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周蕾为代表，论述他们在文学史建构中的独特思路。诚然，在这四个学者中间，只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典型的文学史着作，这样似乎只有夏才能称为“文学史家”。但笔者认为，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不管他是以一种宏观的史学视野，以一种大开大阖的通论形式来关照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如夏志清类;还是从一个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点来突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一处细节，如李欧梵的都市文化研究、周蕾的后殖民与女性研究，在他们的思想底层，必定都有着他们自己对于整个文学史的宏观印象与独特想象。没有这样的理论准备与思想素质，所有的研究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一个有凝聚力的中心来使它们聚合，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有价值的理论体系。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抱负的文学工作者，他们都在试图以自己的思想和洞见统摄“文学历史”，这是他们的宿命所在，同时也正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一、夏志清：不为人类，但为圣灵的文学史思路?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略》在美国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领域中是具有开创性地位的学术着作。在中国大陆，自50年代起，就一直流行一种革命化政治化的文学史叙述方式，而夏志清则有意颠覆这种正统的居于主流位置的叙述方式，主张以真正的文学价值作为评价作品的原则和标准，认为只有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来评估作品，才能发现有价值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经典，循着这种标准出发，夏志清发掘了再当时大陆并不被认同的一大批作家，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从而编织出一条新颖的独立于主流之外的文学史脉络。夏志清把中国现代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感时忧国”的精神，这是一种关注现实“为人类谋福利”的写作品质。对于中国现代作家身上的“感时忧国”情怀，夏志清一直以来还是给予认同和赞赏的，他认为这种情怀在实际上反映出作家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向往。但夏志清也同时从世界文学的眼光出发，指出这种“为人类”的写作思路也限制了中国作家的“世界眼光”，使他们的写作思路和创作眼光无法超越出中国的范畴，从而导致中国文学没有宏大的世界性，也没有出现大批的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夏志清长期沉浸在西方文学经典中，承袭了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从中提取了“为圣灵”的超越意识和精致的艺术品质，情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和人生关照，并把这些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永恒标尺。所谓的“圣灵意识”实则也就是以一种普遍博爱的精神关照人生与人性，从而以一种博大的胸怀获得对人生的超越观照和内在洞察。在这本书中则具体表现为对“道德意识”的关注和探究。夏志清认为，虽然中国现代作家群中不乏有慧眼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去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的道德与人性问题，但普遍来说，中国作家缺乏一种“圣灵意识”，他们将关注的目光局限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喊出不平，喊出义愤，但对人的“道德意识”的探究却不够深入、不够细致，。即使是在那些有限的探讨人类 “道德意识”的作品中，作家也多是受制于时代背景和政治立场，做不到从具有普遍性的人类“道德意识”出发，来探讨现代中国的道德问题。本着这样的原则，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一个总体性的评判：“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们大半写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一点，在我们看到他对于张爱玲的评价时就会了然于胸。夏志清在众多的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尤其钟爱张爱玲，认为张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原因在于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反复表达了她对于人生荒谬、虚无、苍凉、乖张的人生体悟和深刻洞见。她的小说不仅使社会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人性爱好虚荣的写照。张爱玲小说的主要题材是人生的虚妄，她不同于中国古典的“士大夫”，她的写作并不是立意要惩恶扬善，或是立国平天下，而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因此，张爱玲的小说另有一种宏大的气度和丰富的品质。?
夏志清从这种“为圣灵”的思路出发，重新评定“五四”以来的经典与非经典的作家作品，发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主流话语机制的另一种声音，开辟了一种新的奇异的文学史格局。
一、李欧梵：颓废文学史叙事
李欧梵被称为“狐狸”教授，他的学术思路纵横开阖，从不局限于文本或理论来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将更多的精力置于文化与文学的双重互动关系之上，由此，他提出了很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从传记研究，到作家专论，到后来的文化研究，纷呈复杂。那么有没有一条明晰的线索可以使我们顺着它厘清李欧?
梵纷呈的文学研究世界呢?笔者认为“颓废”一词即可担此大任。?
应该说李欧梵本人既是一位极富浪漫气质的学者，在他最初进行文学研究的时候就充分注意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 “浪漫性情的演化”，《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是李欧梵1970年的博士毕业论文，在这最初的文学史研究尝试中，李极富才情地描述了五四一代作家强烈的浪漫抒情气质。他列举林纾、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以及一批左翼作家，并以此为线索，突出描述了现代文学中一条浪漫抒情的线索。他也是比较早地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从五四追随到晚清的学者之一。紧接其后,李欧梵转向了鲁迅研究，《铁屋中的呐喊》一书是李欧梵鲁迅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没有将注意力放在鲁迅作为“旗手”和“鼓手”的历史巨人之上，而是发现了一个充满悖论和内在精神裂变的鲁迅。他认为，鲁迅的《彷徨》《野草》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其思想上的“阴暗面”和艺术鉴赏上的“颓废面”。《上海摩登》是李欧梵近年城市文化研究与海派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应该说这更像是一本文化研究之作，开篇作者即详细论述了旧上海各种纷繁复杂的都市文化以及它们与上海现代性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之后，他系统地分析了施蛰存、刘纳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和张爱玲这六位典型的海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从人的肉体欲望、潜层意识、荒诞的美学风格以及后殖民主义立场等角度，揭示出这六位作家最富新意之处，他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这些海派作家身上有着最显著的呈现，即一种 “颓废”和“浮纨”的现代性。之后，在李欧梵晚近的一些学术研究中，他更将叙述视野投入到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进而大致梳理出一条中国文学史上的“颓废”线索，这就是从魏、晋、唐、晚明的一些文学，到《红楼梦》、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到鲁迅的《野草》等作品，到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和张爱玲巅峰时期的小说、到台湾朱天心的小说。李欧梵以这种审美标准为基础，对这些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打破以往的五四启蒙文学和左翼救亡文学为主打的文学的视野。李欧梵的这种“颓废”文学史叙事在当时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给当时的文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思维角度。
二、王德威：“晚清现代性”文学史思路
王德威最见功力，也是反响最大的一本学术著作是《被压抑的现代性》。在这本书中，虽然王德威自己反复强调‘我无意夸大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也“无意贬抑‘五四’文学”，“更不欲‘颠覆’已建立的传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但同时他又说“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划。我以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可见，王德威与夏志清一样，也是有一种重构文学史的理想与冲动的。只不过夏志清立足于英美大传统，更多地将他的关注目光朝向“五四”新文学的“世界向度”，而王德威则将眼光投向历史，强调“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向度”——晚清文学。全书以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狭邪小说、狭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为例，论述了其众声喧哗，嘉年华式的现代性特征。“狭邪小说”寓教于恶，在开拓中国情欲主体想象上，影响深远;侠义公案小说则暗暗重塑传统对法律正义与诗学正义的论述;谴责小说以一种嘉年华会狂欢式的举措，弹冠相庆那些本该谴责的，并影响了老舍，张天翼，钱钟书等后代作家;科幻小说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展开对传统和西方的“知识”和”真理”的论述。这四个文类已经指明了20世纪中国‘正统’现代文学的四个发展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真理等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这些范畴的形式性的琢磨。”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代表了“中国文学传统之内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它以其空前的推陈出新?
为其后的中国文学开创了多种的可能性。循着这样一条线索，王德威对“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未能继续深入探讨晚清文人开创的各种可能性，而是将文学传统简单归纳为“感时忧国”并强烈排斥其他意义指向的作品颇感遗憾。的确，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五四以后的文学叙述都在有意无意间与国家叙述渐行渐近,主体创作意识也逐渐成为了群体机器的附庸。?
王德威循着“晚清现代性”的文学史思路，凭着后见之明，为“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铺陈起承传合的逻辑，不仅重审了“五四”典范，而且在典范之外的花花世界中找到了一条想象之中的更为丰富的文学史线索。
三、周蕾：女性位置思考文学史
周蕾于90年代出版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是一部在海内外汉学研究领域中影响很大的论着。作者从自己的族裔背景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和质疑现有的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并且把“妇女”看作是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最佳切入点，分别批评已经确立的“五四”经典、文学批评、西方汉学和西方的理论霸权。从而也补充了现有的以男性视角为中心的文学史格局。“妇女”一词并没有把作者的论述局限在传统所认为的女性主义批评的范畴之内，而是高屋建瓴地统摄整个文学史。在第一章，她通过复杂的电影理论的应用，分析出来一种独特的观看中国，观看中国文学的方法，那就是“阴性特质”的概念。从而将整个的中国置于“妇女”的关照之下，站在后殖民主义批判的立场之上，把“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学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是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 那么何为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呢?归而言之，即是：女性等同于被观看，等同于低下和贬值，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被忽视被贬损是由于长期以来，鸳蝴派文学一直被认为是陈旧的，反动的，落后的，宣传腐朽的封建思想的沉渣旧作;“五四”经典作家也善于把女性身体当做承载传统与现代冲突的载体，更以一种救世者的高高在上的姿态，排除女性复杂心理，以此为代价完成他们对新的国族身份的想象。总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建构中，女性总归是一个被忽视者，她们要么成为男性作家表达其观念的载体，要么被粗暴地删减为安放其灵魂的古老栖息地。因此周蕾从女性立场出发，提倡重读鸳鸯蝴蝶派小说，同时入木三分地揭示了那些在历史上获得崇高文学地位的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并不崇高的面向，也反向指出我们应该以一种全新的标准去重新评价那些曾被忽略、误读或边缘化的女性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
四、总结
可以看出，这些海外学者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自己的评价之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的文学史叙事他者确定为五四和左翼文学史叙事。倡导一种日常化叙事方式，从而打破僵局。无疑，与国内的一些学院派学者相比，在系统而准确地吸收各种西方先进的文学理论方面，海外学人有着某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尤其是由于现代中国大陆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国内学者深陷其中，必定无法脱离政治，文化等因素而进行纯粹的学术与文学创作。而海外学者置身于这些风起云涌之外，冷眼旁观，就有了某种超脱的立场。因此，近年来，他们应用文本细读，新批评等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种经典或是非经典的文本进行“在解读”，再再引起大陆学界的侧目和重视。然而，笔者认为虽然他们娴熟地掌握了各种西方理论，对文本也分析得细致入微，想象新奇，但由于他们对中国历史与这些文本背后的写作背景知之甚少，因此就少了很多感同身受的历史感悟，同时文化语境的不同，文学经验的匮乏以及有意或无意间的政治偏向，使得他们的文学见解不时呈现出某种盲目的过度阐释的嫌疑。从晚清到“五四”，再到30年代以迄现在，我们大抵可以依照史料勾勒一个或数个文学由旧翻新的“情节”，这些海外学人与中国的真实历史擦肩而过，他们乐于想象在时间的折缝中，有无数的契机闪烁而过。那些成为历史的情节，或许是出于很多的因缘际会，但这并不是说历史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可能性。因此，它们的叙述是基于“想象”之上的。我们在借镜他们的理论方法与研究成果之时，不能一味唯洋是尊，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尊大。良性互动才能为我们的研究视域提供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3]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M]，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4]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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