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浅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内容提要：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可通过“四个坚持”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即坚持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引领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坚持“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双线一体”，坚持以多民族文学名着的教学为重点，坚持探索多种教学方式，突出“三个结合”。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文学教学

　　中华民族文学是由56个兄弟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我们应当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然而这一观念在文学与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着明显不足，有鉴于此，新世纪以来，杨义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的完整地图”的命题。2007年，《民族文学研究》设立“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关纪新率先提出并论述了“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术命题。这一命题随后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热点，在第四至第六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得到热议，一些学者还在不同的学术刊物积极参与讨论，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命题已逐渐成为学术共识。随着思考的深入，创建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命题开始由学术研究层面走向教育实践层面。2010年4月，在“第七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如何在普通高校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又成为核心议题。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师，笔者认为文学教育者应当肩负起这份责任，身体力行，在本课程教学中通过“四个坚持”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坚持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引领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

　　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的应然状态的判断，它追求的是一种教育理想。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这一文学史事实出发，在“创建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业已成为学界共识的前提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思考，理应将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这是尊重文学历史与文学族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时代对文学教育应然状态的要求。因此，在课程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上，必须注重选择和使用体现和涵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内在要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鉴于目前此种教材建设的不足，教师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中，适当选择和积极补充相关的教学内容。如讲鲁迅时补充讲授他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讲茅盾时注意讲他对多民族文学运动的倡导等，而讲老舍、沈从文等少数民族作家时，则要突出他与母族文化之间的关联，突出他们在中华多民族文学中的具体站位。与此同时，由于目前普通高校中文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是一个“2+N+讲座”的课程群，其中“2”指的是中文专业培养计划中规定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两门必修课，“N”指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中国现当代小说名着研究”以及诸如“鲁迅研究”、“老舍研究”、“沈从文研究”等着名作家研究之类的选修课程，在这些“2+N”的常规课程之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讲座课程，因此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应当贯穿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群的教学中。从教师方面来看，任课教师不仅自身要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还要加强多民族文学史知识和理论的学习，如学习《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等，进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使知识素养能达到此方面教学的需要。

　　坚持“汉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双线一体”

　　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把握之下，各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确立了主体性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56个民族的文学要——重视。然而，由于各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有些民族的文学与在整体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学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上受课程教学时数的限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对56个民族的文学——涉及有操作上的困难。基于此，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内在要求出发，在中国现当文学的教学实践中，操作性较强的教学方式是坚持“汉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双线一体”。所谓“双线”，即以各民族文学名家名作、思潮运动与社团流派现象的知识点为基础，以点带面，连点成线，显现“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各自的文学史面貌和演进脉络，要求“双线”分明。教学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文学”这根线是多元连结的，元与元之间可据文学体裁、成就和时代的不同而不断交替或跳跃性出现。与此同时，在“双线”教学中还要让学生明白中华多民族文学是“一体”的，不断显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互渗互融，揭示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双方都有‘取’有‘予’，彼此优势互补，构成双赢格局。”这种强调“一体”的教学，可在教学一开始通过总论形式突出，更多的时候则要通过典型个案的教学来完成。如讲王蒙的小说、公刘的诗歌等汉族文学时，强调少数民族文艺对他们创作的影响。而讲沈从文时则注意他对汉族作家汪曾祺和古华、对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影响等。在讲思潮流派和文艺运动时，也充分注意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如寻根文学思潮中的乌热尔图和李陀。总之，在“双线一体”的教学中，“双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元”成线，而是多元成线。“一体”也不是“二元一体”而是“多元的一体”。通过“双线一体”的教学，使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各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主体性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元一体”性，有感性上的真切了解，理性上的深刻认识。

　　坚持以多民族文学名着的教学为重点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块内容。中华各民族文学名着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名着能很好地体现所在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和特色，反映民族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流，是中国文学多民族、多风格的存在形态，是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实际体现。因此，各民族文学名着既是多民族文学史的重要内容，又是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抓手，它的教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课堂教学中要对各民族文学名作进行重点分析，特别是要突出民族文学经典的讲解，如《边城》、《尘埃落定》和《心灵史》等。要在文学名着的教学中，突出其丰富的民族内涵，突出它们在多民族文学史上的位置和贡献，突出它们对汉文学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在课外，还要推荐或指定阅读文学名作，甚至是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写出阅读感受与心得，让学生增强对多民族文学作品的实际感受和审美领悟。以老舍的教学为例，课内的作品讲解以《骆驼祥子》、《茶馆》和《四世同堂》为中心，课外阅读指导则以《正红旗下》、《离婚》、《月牙儿》、《二马》等为重点，要求学生从满族书写的角度写出阅读笔记，加深对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的体认和理解。通过在课内外加强各民族文学名着的教学，将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直接经验内化为基本认识，从而自觉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坚持探索多种教学方式，突出“三个结合”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必须坚持探索多样有效的教学方式。一般的教学方式如讲授式、讨论式、问题式和比较式等，对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作用，特别是比较式教学，它以承认、尊重和揭示各民族文学的主体性为基础，通过相关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思潮现象等内容的专题比较，寻求各民族文学的互补互证互识，可让学生在对比中体悟“多元一体”，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三个结合”，即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民族文化知识教学与民族文学知识教学、影像文本教学与文学文本教学的结合。

　　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的有机结合是开放文学史教学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长期以来的一种方式。从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出发，这一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具有了新的要求。具体而言，课堂教学要在统筹兼顾多民族文学作家作品、思潮运动与社团流派知识教学的基础上，突出多民族文学的典型个案如沈从文、老舍的教学，突出多民族文学经典的教学。就课外指导而言，要针对课堂教学的不足提供一批多民族文学作品与理论的阅读书目，并且予以检查落实。与此同时，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践学习，构建师生互动、课内外融合及理论与实践相通的大文学教学平台，增进对多民族文学的实际了解，通过课内教学引领课外指导、课外指导深化课内教学来全程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一般而言，过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基本不进行民族文化知识的教学。而作为一种文学史事实，沈从文、老舍、乌热尔图、玛拉沁夫、张承志、扎西达娃等民族文学作家都主要是从本民族文化的古井中汲取资源的。如有的学者所言：“民族的优秀文化，情有独钟地将全部营养赐予本民族出身的作家;民族的作家也正是从一开头便以其‘下意识的文化自在性’，生发出对民族文化得天独厚的亲和、体认以及传播的天赋。……假如我们对各类民族文化观念有些比较切实的体认，也许就会对中国文学中间的若干体现民族特质的现象，表现出深入一些的敏感与悟性。”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必须坚持民族文化知识教学与民族文学教学的适当结合，只有注意并显现民族文学作家各自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才能真正深入认识和理解其人其文。例如要充分理解和认识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及其文学创作的满族性，就必须回到对象自身的母族文化之中去，对满族社会史、满族民族史、满族文艺史、满族语言学等满族文化知识有必要的了解和介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在各所主流大学的众多讲堂上，往往仅仅把老舍界定为“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主义作家”的现象，从而有“隔靴搔痒”与“舍本逐末”之嫌。同样的情形还有沈从文及张承志，前者被文学史定位于“京派作家”或“自由主义作家”，事实上苗文化对他的个体人格与思想精神以及创作内容与思维具有多重影响，要真正认识和理解沈从文其人其文，就必须回到苗族文化本身去，在教学中将苗族文化知识与文学知识的教学适当结合起来。后者由于没有回到对象自身的母族文化中去教学，于是出现了“知青作家”和“理想主义作家”对其人其文特性的遮蔽。不过这种结合一定要适当，要从文学教学的需要出发，对民族文化知识的教学时间和内容进行严格控制，不宜喧宾夺主。

　　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影视化已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有些作家如鲁迅等甚至成了影视表现的主角。因此，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还可以并且有必要采取一种文学与影像互读的课程教学方式。在此，影像文本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媒体，而是指根据文学名着改编的电影电视文本和教师自己或他人拍摄的图像资料。以老舍的作品为例，从1928年电影《离婚》开始，已先后14次被改编成影视剧，其中《骆驼祥子》、《茶馆》、《月牙儿》、《四世同堂》等多部名作被改编，这还不包括话剧的录像。因此，在教学中，根据需要可选取整部或者是截取片段来教学。影像文本还包括教师自己或他人的文化人类学田野考察照片和录像，笔者就曾在沈从文的教学中多次使用自己或学生拍摄的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照片与录像。借助影像文本的直观生动、形象可感，在教学中给学生以视觉和思想冲击，从而增强了他们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体悟和认同。当然，受教学时数的限制，影像文本教学最好在课外完成，同时教师要注意影像文本教学的时间、数量与内容，切忌娱乐化和泛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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