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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文质观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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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质观是孔子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的发展,深深影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史。文质观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规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孔子文质观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历史性。中国当代文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亦可以从孔子的文质观中寻得启示。
关键词: 孔子文质观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影响 启示
一、孔子文质观的内容
《论语》用到“文”的地方很多,含义也不一样,或泛指礼乐文化或制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或指诗书礼乐等典籍:“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或指礼乐的教化:“文之以礼乐。”(《宪问》)“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孔子用到“质”的地方较少,其意主要是指人的善的天性或精神。孔子文质并提,是从做人来说的,都和“君子”有关。
“文”“质”并提在《论语》中有两处:一是:“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二是:“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驯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豺之粹犹犬羊之鞍。”(《颜渊》)后者虽是子贡所言,但其观点是孔子所授。这两段话都是讲人的修养问题。“文”是指人经过学习和自我修为后所表现出来的风采,“质”是指人的内在的品性。孔子发现了它们的相互联系,并从理论上阐明了“文”与“质”的关系,认为二者要相辅相成、和谐统一。
二、孔子文质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孔子的文质观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成为文学史上历次变革的主要依据。例如,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至韩、柳始成,主要是因为韩、柳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论的基础上对儒道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使“文以载道”说产生了实践意义,并在理论上趋于完善。汉代王充便作了这方面的阐发:“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夕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论衡·书解》)“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论衡·超奇》)认为内容与形式是相辅相成的,但并不认为是等量齐观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王充认为,内容和形式相比,内容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若不顾及内容,一味追求形式美,则无论其辞藻如何美,皆是不可取的。当然,重视内容,并非不要形式,因为“人有文质乃成”,关键在于“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西晋陆机《文赋》说:“理扶直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作为主体好比树木立起主干,而文辞则好像在枝条上布满的繁叶,思想对文辞起主导作用。主干不存,繁叶就无所依附。
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曹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娜同犬羊;犀咒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刘勰由此而论定:“质待文。”梁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也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文心雕龙·辩骚》中的所谓“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的说法,显然是承接了孔子文质观的观点。
三、孔子文质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
谈及中国当代文学寻在的问题时,除了探讨较多的写作自由、关心人生等问题之外,涉及的问题还有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
童庆炳认为,我国当代作家没有文体意识。鲁迅生前就被人封了很多头衔,但似乎最喜欢的一个头衔,就是有人叫他“文体家”。他指出,新时期文学中真正具有文体意识自觉的作家屈指可数。严格地讲,只有汪曾祺、王蒙、莫言、贾平凹少数几位作家具有真正彻底文体意识的觉醒。也许还有一位,他就是王朔。具体地说,作家通过他们的文体,写出作品的氛围、情调、韵味和色泽。汪曾祺、王蒙、莫言的几篇作品注定成为新时期的翘楚之作。可惜的是多数作家并没有文体意识,或文体意识并不很强。因为文体几乎是不可翻译的,“就是那些外国的一般的汉学家也很难感受中国作家的文体,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作家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1]
还有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只是一种事功和运动。由此一来,文学的写法,比起以前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丰富了许多,但文学的根本立场却丢了——文学越来越是一种工具或语言的游戏,不再是生命的学问,内在的精神力自然也开始走向衰败。钱穆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2]这是对中国文学的简练概括。文学一旦只求事功,无法透出对生命的根本肯定,写作就必定倾向于自然和经验。不过,文学(尤其是小说)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是只有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而无法在生命的空间上有扩展,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文学的立场。写作一味地求外放,而不求往里收,作家就会很容易堕入玩世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透显不出作家主体的力量。文学的质,它所对应的是生命世界、价值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中,这些年几乎没有站立起来什么新的价值,有的不过是数量上的经验的增长,精神低迷这一根本事实丝毫没有改变,生命在本质上还是一片虚无。[3]
这两种观点恰好代表了当代文学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作家缺乏独立的文体意识;第二个问题是,作家在写作中,只关注形式,对文章的质即文心的关注越来越少。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关系到孔子在几千年前提出的文质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具体来说,中国当代作家要树立极强的、独立的文体意识,从而在世界文坛上保持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同时,写作必须融入作者真实的、细腻的、敏感的情感体验,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经验的书写,以及对自然的简单描摹,而必须有作家心怀社会、容纳人生的态度。当然,当代作家对于文学形式的创新与探索是值得鼓励的。
以上详细论述了孔子文艺思想中的文质观、其发展演变及其当代意义,相信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所启示,从而让中国文学真正登上巅峰。
参考文献:
[1]萧依新.孔子文艺思想散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02.
[2]童庆炳.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文艺争鸣,2008,11.
[3]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46.
[4]谢有顺.中国当代文学的有与无.当代作家评论,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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